曹家的经济亏空及原因
康熙朝总体来说吏治整肃，但不可否认官僚队伍中依然存在贪污腐败现象，有些时候还相当严重。康熙皇帝提倡为政以宽，对大小臣工营私舞弊的现象，只要不严重危害政纪法规，均曲加包容，即使处分，也多从宽大。康熙曾说：“身为大臣，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若必分毫取于家中，势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当康熙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之时，他“夙夜孜孜，勤求治，务期纲纪整肃，吏治澄清”，所以火耗陋规能够严格控制在较低数额内，人品较差的官僚也不敢为所欲为。及至康熙晚年，诸病缠身，“手颤头摇”，“步履艰难”，诸子争位，更使其心力俱竭，唯以“保泰图安”为念。因而，吏治渐趋废弛，政风败坏，“以逢迎意指为能，以沽名市誉为贤”，“暗受贿赂，私受请托”，藩库钱粮亏空多至数十万。
雍正即位之初，针对康熙晚年的这些弊端严厉打击朋党，大力整顿吏治，清查钱粮，实行耗羡归公的措施。早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雍正论到府州县亏空钱粮时就态度鲜明，“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正典刑，故伊等每恃宽容，毫无畏惧，恣意亏空，动辄盈千累万”，至是勒限三年补完，“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雍正还设立了以怡亲王允祥为首的班子，专门负责清查钱粮，并谕吏部“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参出者，必须如数补足”。由此可见，雍正对官吏亏空库帑的重视程度。雍正对贪吞国家财产的官吏也是深恶痛绝，“亏空侵独，以及贪婪枉法之辈，蠹国殃民，有干法纪，既宽其诛，已属格外，若不严追完项，一任贪官优游自得，国法安在耶”。因此，在整饬过程中，雍正对任上亏空问题严重的官员下手决不容情，一律治以重罪。据《永宪录》记载，仅雍正元年（1723年），因亏空案革职抄家者共有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粮道官员九人。与曹家关系密切的苏州织造李煦就是在这一年被革职籍没家产的，因此，曹家的盐课亏空问题也就变得异常敏感起来。
曹家的盐课亏空问题由来已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在曹寅所上折子后的朱批中首次提到了亏空问题：“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曹寅随后所上的折子显示当时曹寅任上的盐课亏空已多达190余万两，照他的说法“易完者十分之九，不能完者十分之一”，同时他自身还欠着私债。见此情况，康熙再一次提出警示“亏空太多，甚有关系，十分留心，还未知后来如何，不要看轻了”。虽然曹寅恳切表示要设法补完亏空，奈何数目太大，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曹寅病故，他身后仍留有30余万两亏空，其中“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二十三万两；又两淮商欠钱粮，去年奉旨官商分认，曹寅亦应完二十三万两，而无赀可赔，无产可便……”康熙对这位为自己忠实服务的老臣还是相当宽仁的，为了保全曹家，他一方面命曹寅的儿子曹顒继任江宁织造，一方面命李煦代理盐差，所得余银尽归曹顒补帑。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曹顒、李煦都上折称李煦一年盐差所得余银已经补完了曹寅任上遗留的亏空并且还余银36000余两。至此，问题似乎终于圆满解决了，连康熙都甚感欣慰，说：“当日曹寅在日，唯恐亏空银两不能完，近身没之后，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但就在第二年，又查出曹寅、李煦逐年亏空两淮盐课180余万两，康熙再一次庇护了曹李两家，他制止噶礼参奏曹顒、李煦，还以李陈常为监察御史，让他帮助曹李二人清补亏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经过李陈常一年的努力，江宁、苏州两处所欠织造银两锐减为819000余两，期间曹顒病故，曹頫接任并继续为清补亏空而奔波。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李煦上折说历年积欠俱已还清，康熙命交部议叙，曹家亏空再一次宣告补全。但到了雍正二年（1724年），曹頫任上又出现亏空，至于这是以前的旧账还是曹頫当差时添的新账，史料上没有说明，笔者不敢妄加推断。总之，曹家的盐课亏空数额相当大，且前后有很多出入，纠缠不清，已经成为一笔糊涂账，且造成盐课亏空的原因也很复杂。
首先，是为了应付康熙南巡的巨额花销。康熙在位期间六次南巡四次都以曹寅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曹寅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每次接驾的主持者。为了侍候圣驾，曹寅殷勤奔走，极尽奢华，竭尽心力逢迎圣意，历次接驾花费奢靡，当时的诗人张符骧在所作《竹枝词》中写道：“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这正是曹寅接驾花费奢靡的写照。以曹寅一区区织造的个人能力，绝对承担不起如此繁剧的接驾花销，曹寅每年俸银仅150两，可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捐修宝塔行宫一次就出资2万两，他的钱来自何处呢？所能做的不过是各处挪借，乃至借职务之便挪用织造、盐政公款而已。
其次，曹寅肩负着文化统战使命。结交拉拢江南名士需要大量经费。当时，大量江南名士成为曹寅的座上客，如顾景星、尤侗、施闰章、陈维崧、叶燮、吴之振等。顾景星的《白茅堂集》、施闰章的《学余全集》以及朱彝尊的《曝书亭集》皆为曹寅资助刊刻。清人屈复《曹荔轩织造》诗有“值赠千金赵秋谷”句，事实说明曹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本钱。当然，这些钱曹寅个人绝对拿不出，只能把手伸向盐务公款。其实，康熙对于江宁、苏州织造的特殊性十分明了，他曾明确说过：“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这里的“用银之处”既包括历次接驾花销，也包括织造任上这些特殊开销。
再次，在清代官员俸银普遍较低的情况下，想做到一尘不染基本是不可能的。据《东华录》记载，顺治时，“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米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乎”。有清一代，偏低的俸银使身处窘境的官员们或多或少都有贪占行为，即使像彭鹏这样以顾惜名节著称的“骨鲠之臣”也要加收火耗，所谓居官甚好的李陈常，原属贫寒人家，做一任盐运使、两任巡盐御史后竟然成了家乡的暴发户。所以像曹寅这样的官吏，在当时的风气下，也不可能清廉如水，更何况曹寅需要维持的还是一种相当风雅豪奢的生活。他爱好戏曲，家中养有戏班，还自己刻书藏书，尤其喜好收藏古瓷、古砚，一次买得极薄郎窑白碗三只，就花费120两银子。这种高水准高消费的生活绝对不是曹寅微薄的俸银可以支撑起来的。
最后，曹寅身处江南膏腴之地，又与妻兄李煦轮流管理两淮盐政，自然成为各方勒索的目标。上至诸位皇子，下至宫中太监，纷纷向江南伸手，曹寅为此打点馈送所费数目甚巨。再者，盐商狡猾赖账，甚至“捐助”也只是空头支票，曹寅、李煦在与之周旋过程中也吃了不少哑巴亏，结果是把自己陷于茫茫债海，无法自拔。
虽然康熙、曹寅君臣都敏感地意识到亏空问题的严重性，也千方百计地设法补救，但是窟窿实在太大，所谓赔补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可作一时权宜之计，却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所以直到曹寅、曹顒死后，亏空依然是困扰曹家的一个重大经济隐患。由于曹頫任上背负着沉重的亏空包袱且一直不能补清，曾多次被雍正冷语训斥。他向雍正保证“务期于三年之内，清补全完”，雍正在折子后批道：“只要心口相应，若果如此，大造化人了！”就连上奏江南蝗灾情形也会挨一句：“据实奏，凡是有一点欺瞒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可见，当时雍正已经对曹家诸多不满，后来又出现了人参售价过贱和绸缎轻薄落色两件事，雍正的不满逐渐升级，干脆把曹頫交给怡亲王处理，实际上是把他监控起来了。雍正五年（1727年），山东巡抚塞楞额参奏曹頫家人骚扰驿站事彻底触怒了雍正皇帝，沉重的打击终于落到了曹家头上。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着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頫家产，理由是“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将家中财务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曹家在京城及江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曹頫自雍正五年被撤职，至雍正七年（1729年）尚在枷号。可以说曹家被抄没的祸根早在康熙朝时已经种下，而这个早已存在的经济隐患正撞到了新君励精图治的经济大清查的枪口上，终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统治者的严厉打击下，曾经煊赫一时的曹家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