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

日日而言政治学，人人而言政治学，则国其遂有救乎？曰：嘻，仅矣！言而不能行，犹无价值之言也。虽然，理想者，实事之母；而言论，又理想之所表著者也。则取前哲学说之密切于真理而适应于时势者，一一介绍之，亦安得已。

卢梭学说，于百年前政界变动最有力者也，而伯伦知理学说，则卢学说之反对也。二者孰切真理？曰：卢氏之言药也，伯氏之言粟也。痼疾既深，固非恃粟之所得廖。然药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药症[2]相反，则旧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药不可不慎也。五年以来，卢氏学说，稍输入我祖国。彼达识之士，其孳孳尽瘁以期输入之者，非不知其说在欧洲之已成陈言也。以为是或足以起今日中国之废疾，而欲假之以作过渡也。顾其说之大受欢迎于我社会之一部分者，亦既有年。而所谓达识之士，其希望之目的，未睹其因此而得达于万一。而因缘相生之病，则已渐萌芽，渐弥漫一国中，现在未来不可思议之险象，已隐现出没，致识微者慨焉忧之。噫！岂此药果不适于此病耶？抑徒药不足以善其后耶？

伯伦知理之驳卢梭也，以为从卢氏民约之说，则为国民者必须具有三种性质，反是则国不可得立。三种者何？一曰，其国民皆可各自离析，随其所欲，以进退生息于此国中也。不尔，则是强之使入非合意之契约，不得为民约也。虽然，人之思想与其恶欲，万有不同者也。若使人人各如其意，乃入此约，则断无全国人皆同一意之理。以此之故，亦断无全国人皆同一约之理。若是乎则国终不可得立。故从卢氏之说，仅足以立一会社（即中国所谓公司也，与社会不同），其会社亦不过一时之结集，变更无常，不能持久。以此而欲建一永世嗣绩之国家，同心合德之国民，无有是处。二曰，其国民必悉立于平等之地位也。不尔，则是有命令者，有受命者，不得为民约也。然熟察诸国之所以建设，必赖有一二人威德巍巍，超越侪类，众皆服从，而国础始立。即至今日，文明极进，犹未有改。若使举国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皆以同等之地位决议立国，无有是处。三曰其国民必须全数画诺也。苟有一人不画诺，则终不能冒全国民意之名，不得谓之民约也。然一国之法制，势固不能有全数画诺之理，岂待问也。卢氏亦知之，乃支离其说，谓多数之意见，即不啻全体之意见。夫服从多数，虽为政治家神圣不可侵犯之科律，而其理论独不适于诸民约主义之国家。盖盟约云者，人各以其意而有愿与此约与否之自由权者也。彼不愿与此约之少数者，而强干涉之，谓其有服从多数之约之义务，无有是处。此三义者，伯氏于国家起原论，取卢氏之立脚点而摧陷之者也（参观卢梭学说篇）。[3]

伯氏又言曰：民约论之徒，不知国民与社会之别，故直认国民为社会。其弊也，使法国国础不固，变动无常，祸乱亘百数十年而未有已。德国反是，故国一立而基大定焉。夫国民与社会，非一物也。国民者，一定不动之全体，社会则变动不居之集合体而已。国民为法律上之一人格，社会则无有也。故号之曰国民，则始终与国相待而不可须臾离。号之曰社会，则不过多数私人之结集，其必要国家与否，在论外也。此伯氏推论“民约说”之结果而穷极其流弊也。(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号称有国，而国之形体不具，则与无国同，爱国之士，唱然忧之。其研究学说也，实欲乞灵前哲，而求所以立国之道也。法国革命，开百年来欧洲政界之新幕，而其种子实卢梭播之。卢氏之药，足以已病，无疑义矣。近则病既去，而药已为筌蹄。其缺点率见是正于后人，谬想与真理所判，亦昭昭不足为讳也。独吾党今日欲救吾国，其必经谬想而后入真理，以卢氏学说为过渡时代必不可避之一阶级乎？抑无须尔尔，迳向于国家之正鹄而进行乎？此一大问题也。卢氏之说，其有功于天下者固多，其误天下者抑亦不少。今吾中国采之，将利余于弊乎？抑弊余于利乎？能以药已病，而为立国之过渡乎？抑且以药生病，而反失立国之目的乎？此又一大问题也。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承希腊罗马政治之团结，经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原，大有所异。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如伯氏言，则民约论者适于社会而不适于国家，苟弗善用之，则将散国民复为部民，而非能铸部民使成国民也。故以此论，药欧洲当时干涉过度之积病，固见其效，而移植之于散无友纪之中国，未知其利害之足以相偿否也。夫醉生梦死之旧学辈，吾无望矣。他日建国之大业，其责任不可不属于青年之有新思想者。今新思想方始萌芽耳，顾已往往滥用自由平等之语，思想过度，而能力不足以副之。芸芸志士，曾不能组织一巩固之团体。或偶成矣，而旋集旋散。诚有如近人所谓：“无三人以上之法团，无能支一年之党派”者。以此资格，而欲创造一国家，以立于此物竞最剧之世界，能耶否耶？此其恶因，虽种之薰之在数千年，不能以为一二人之咎，尤不能以为一学说之罪。顾所最可惧者，既受彼遗传之恶因，而复有不健全之思想，以盾其后而傅之翼也，故人人各以己意进退，而无复法权之统属，无复公众之制裁，乃至并所谓服从多数之义务而亦弁髦之。凡伯氏所指卢氏学说之缺点，今我新思想界之人人，皆具备之矣。夫以今日之中国，固未有所谓统属，未有所谓制裁，未有所谓多数，则吾国民之踯躅焉凌乱焉而靡所于从，夫亦安可深责？顾所贵乎新思想者，欲藉其感化力以造出一新世界，使之自无而之有云尔。若徒恃此不健全之新思想，果能达此目的否耶？是不可以不审也。吾非敢袒伯氏而薄卢氏，顾以为此有力反对之一大学说，为有志建国者所宜三复也。作伯氏学说。

〔附注〕此论与革命论非革命论无涉。盖无论革命不革命，无论革命前革命后，皆必以统一秩序组成有机团体为立国之基础。伯氏之反对卢氏，非反对其鼓吹破坏。谓其于建设之道，有所未惬云尔。建设云者，则兼破坏之建设与平和之建设而两言之者也。

又，伯氏传略，详别篇，不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