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主义与法治主义
凡社会之初形成国家，其创造之而维持之者，恒藉一英雄或数英雄之力。故古代人民，其崇拜英雄之念特甚。谓一切幸福，惟英雄为能我赐，一切患害，惟英雄为能我捍。于是英雄万能、圣贤万能之观念发生焉。而不知英雄圣贤，固大有造于国家，然其所以能大有造于国家者，非仅恃英雄圣贤自身之力，而更赖有法以盾其后也。由前之说，谓之人治主义。由后之说，谓之法治主义。
儒家固甚尊人治者也。而其所以尊之者，非以其人，仍以其法。盖儒家崇拜古圣人者，谓古圣人为能知自然法，能应用自然法以制人定法也。故儒家者，非持简单肤浅的人治主义，而实合人治法治以调和之者也。孟子（《离娄上》）曰：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徒善不可，谓当以法治济人治之穷也。徒法不可，谓当以人治济法治之穷也。故既言不因先王之道不可谓智，又言惟仁者宜在高位，是人与法两相须，实儒家中庸之大义也。
逮法家兴，则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尹文子（《大道》下）曰：
田子（案：田子，田骈也）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案：宋子，宋钘也）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答曰：圣法之治以致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
此言可谓至言，谓治由圣人出者，具体的直觉的也。谓治由圣法出者，抽象的研究的也。理出于己而己非理，己能出理而理非己，此实论理学上正名之要旨，而治科学者所最当审也。如国家由君主统治，而君主非国家；君主能统治国家，而国家非君主。毫厘之辨，而根本观念大相反焉，不可不审也。然此义儒家亦能知之，故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凡儒家之尊圣人，皆尊其法，非尊其人也。
尹文子（《大道》上）又曰：
圣王知民情之易动，故作乐以和之，制礼以节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礼乐独行。礼乐独行，则私欲寝废。私欲寝废，则遭贤之与遭愚均矣。若使遭贤则治，遭愚则乱，是治乱续于贤愚，不系于礼乐。是圣人之术，与圣主而俱没。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则乱多而治寡。乱多而治寡，则贤无所贵，愚无所贱矣。
此其言尤为博深切明。夫专制国，则治乱续于贤愚者也。而立宪国，则遭贤与遭愚均者也。必遭贤与遭愚均，然后可以厝国于不敝，若此者非法治无以得之（《尹文子》此文谓礼治也。然与法治对举，则礼治法治为别物。与人治对举则礼治法治为同物。此先秦诸哲之所同也。尹文此言，文则礼治而意则法治也）。所贵乎贤者，以其能厝国于不敝也。故必为国立法，斯乃可贵。此文子之意也。韩非子（《难势篇》）亦曰：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反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
此言难人治主义说最为有力，盖言人类至贤至不肖者鲜，惟中人最多。有法则贤者益贤，而中人亦可以循法而不失为贤。无法则惟贤者能贤，而中人则以靡法可循而即于不肖。此立宪与专制得失之林也。前此所言，皆谓人治之不能久，而法治之可以常也。而韩子复论人治之不能周，而法治之可以遍。其言（《难一篇》）曰：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或问儒者曰……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案：已，止也）。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今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
有难法治说谓虽有良法，苟不得贤才以用之，而法将无效者。韩子则释之（《难势篇》）曰：
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实，两未之议也。
此言任人不任法者，人无必得之券，则国无必治之符。所待之人未至，而国已先乱亡矣。任法不任人者，法固中材之所能守，而不必有所待也。此挚论也。
尹文子（《大道》上）亦云：(https://www.daowen.com)
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顽嚣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
故韩子又言，苟非以法治者，虽偶治而不可谓之真治。何也。未尝有必治之券存也。其言（《问辩篇》）曰：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功，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
此言专制国虽或偶得英明神武之主，行开明专制国运骤进，然不能以此自安，以其不能常也。法治国虽进不必骤而得寸得尺，计日程功，两者比较，惟法治可以为安也。故法家之论，谓人主无论智愚贤不肖，皆不可不行动于法之范围内，此至精之论也。今撮[10]述其说。
《管子·明法篇》：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法解篇》：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不淫意于法之外。……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故曰不为惠于法之内。
《任法篇》：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失君则不然。
《韩非子·用人篇》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长短，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亡征篇》：简法禁而务谋虑者，可亡也。好以智矫法，时以私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
《饰邪篇》：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
《奸劫弑臣篇》：人主者，非目若离娄乃为明也。非耳若师旷乃为聪也。目必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蔽之术也。耳必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
又《难二篇》：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
《慎子·君人篇》：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之用策，分田之用钩，非以策钩为过于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法之所加，各以分蒙赏罚，而无望于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管子·任法篇》：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炉，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
以上所举皆谓非徒就国家方面论，宜任法而毋任人，即就君主方面论，亦宜任法而毋自任。而其言所不可自任者有三义：一曰，自任则不周也；二曰，自任则滋弊也；三曰，自任则丛怨也。凡以明法治之必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