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成文法
汉高初入关，宣言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然条件太简单，势固不能实行。而萧何首收秦图籍律令，遂因秦律（秦律六章，即李悝《法经》也。秦改法曰律），益为9章。今举其名以与法经相比较。
《法经》：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汉律》：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厩律、兴律。
张苍者，故秦柱下史，以明律闻，萧何辟为相府主计。然则九章律之起草，殆出苍手欤？其后社会之现象日繁，法律之条件亦日密。终两汉之世，其所谓实质的法律者，已数十倍于前。其种类亦至多，今缕举之。
一曰律。此正式的成文法也。自萧何益《法经》为九篇，未几叔孙通益律所不及为《傍章》十八篇，张汤复为《越宫律》[2]二十七篇，赵禹复为《朝律》六篇，合六十篇。皆汉律正文也。后汉永元六年，廷尉陈宠上疏，谓律有三家，说各驳异。所谓三家者，即萧、张、赵三氏所定之律也，其他见于史传者，尚有《尉律》、《尚方律》、《金布律》、《田律》、《上计律》、《钱律》、《田租税律》、《大乐律》、《酎金律》、《挟书律》等，其详不可得而闻。(https://www.daowen.com)
二曰令。凡在专制国，法律制定之权，悉操诸君主。故君主之诏令，与法律有同一之效力，《史记·酷吏传》云：“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著为令，”是令亦一种实质的法律也。然令亦有立法命令与行政命令之分。其立法命令，则史所称“功令”所称“著令”者是也。其后积久浸多，乃编次为令甲令乙令丙等（《汉书·宣帝纪》：“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颜注：“如淳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师古曰：淳说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又《晋书·刑法志》有“令景”之文。景即丙。避帝讳也。六朝时皆避丙作景）。《汉书·刑法志》谓孝武之末，律令凡359章，则其数之多可知。然律与令固非相杂厕者，《说文》“衣”部“襄”下引汉令云：“解衣而耕谓之襄”，“系”部“縡”下引汉律云，“祠宗庙，丹书告也。”“絩”下引汉律云，“绮丝数谓之絩布。”然则律与令各自为编明甚，此如日本之法令，对文则别，散文则通矣（日本之法令，法谓法律，令谓命令也）。汉令之名称，见于史传者，有《田令》、《挈令》、《光禄挈令》、《廷尉挈[3]令》、《水令》、《公令》、《养老令》、《马复令》、《诸姬令》、《秩禄令》、《宫卫令》、[4]《宪令》、《金布令》、《任子令》、《祠令》、《胎养令》、《品令》等。其即在令甲令乙令丙之中，抑离而独立，今不可考。
三曰比。比者，今大清律例之所谓例也。日本所谓判决例也。其义本于《记·王制》。《王制》曰：“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汉时称为“决事比”，或称“法比”，或单称“比”。《汉书·刑法志》谓“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则其繁多可想。盖法文有定，而行为之变态无穷。以有定驭无穷，势必不给。故折狱者不得不随时比附。此各国所不能免也。而比附者，或比附法文，或比附条理，（条理者日本法律上专用之一名词，裁判官于法文所不具者，则推条理以为判决。如我国所谓准情酌理也）。我国则于此两者之外，更有比附经义之一种。比附法文者，《汉书·刑法志》云：“制疑狱者，各谳所属官长，皆移廷尉。廷尉不能决，具为奏，附所当比律令以闻。”《史记·张汤传》云：“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是也。比附条理者，凡法文所不具者，法官凭其心之所安以为断，《书·吕刑》所谓轻重诸罚有权，《周官》司剌职所谓“求民情、断民中，而剌上服下服之罪”是也。此自古有之，而汉代法文简略，用之尤广。《汉书·刑法志》曰：“奸吏转相比况。”又曰，“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又曰：“奇请它比，日以益滋。”《唐律·断狱篇》曰：“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是即比附条理之意也。《汉书·刑法志》又载孝景中五年诏云：“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然则虽有法文可按者，犹时或推条理以为断矣。比附经义者，我国崇古而尊经，视经义与国法，有同一之效力。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汉书·张汤传》云：“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又《兄宽传》云：“宽为廷尉掾，[5]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应劭奏上《汉仪》表云（《晋书·刑法志》引）：“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是也。应劭《汉仪》，自言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等而成。所谓《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皆判决例，即所谓“比”也。《晋书·刑法志》谓：“汉时决事，集为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则当时判决例之浩瀚繁博，可以想见。而此等之在当时，皆视之与律令有同一之效力者也。
《晋书·刑法志》云：“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而《魏律》序略，杂引律有某条，令乙令丙有某条，科有某条，又言以省科文，又言于旁章科令为省。然则“科”者，当时一种法律之名，而与律令异其性质者也，殆即判决例，而汉时所谓比矣。不然，汉之法比900余卷，何“序略”不一引之耶？此说若信，则比与律令，有同一之效力益明。
四曰学说，以学说为成文法之渊源，此各国法律史上所习见也。征诸西史，凡学说之所以得变为法律者，其途有四：（1）以解释法律之权，付诸学者。如罗马帝奥古斯丁，选当时法律家付与解释法律之权，其所解释者称为学士说（Responsa Prudan Tiam），直与法律同效力是也。（2）直以法律之效力，赋诸学说。如罗马帝托多条士，[6]采当时硕儒伯比尼安等5家之著书，认为国法，若5家说有互相抵牾者，则以伯比尼安说为正是也。（3）编纂学说以为法典。如罗马查士丁尼帝，编纂罗马39大家之学说，为一法典，名曰“的支士潭”[7]是也。（4）学说养成惯习法者。学者之法律思想，浸灌人心，遂养成一种之惯习法，或裁判官采其学说以折狱，遂成为判决例。而由惯习法或判决例，转变成为法律者是也。此四者，皆各国法制史上所常见也。我国汉代，如董仲舒之“春秋折狱”，本非立法，亦非判决例，而后此经应劭采为《汉仪》，献帝承认之，遂成为国法。又应劭之书，末附《议驳》82章，自言内26（章）博采古今环玮之士，是则前哲之学说也。内27劭所创造，是又劭之学说也，而皆经献帝承认，又成为国法矣。且当时大儒解释法文者，尤为繁赜，《晋书·刑法志》云：“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8]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案此所谓天子者，魏明帝也）由此观之，当时法律解释派之发达，殆不让今之德国。夫七八百万言之章句，恐合今兹日本诸家之法律注解，尚未逮其数也。而绝代大儒马郑二君，皆有成书，其博深切明，当无待言。惜乎今日无一字之能见也。而当时既为断罪所当由用。（由用犹遵行也），则其与法律有同一之效力甚明。逮魏明帝专认郑氏章句，则又明赋与郑说以法律之效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