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墨家

墨家之持正义说及神意说，与儒家同。独其关于自然法之观念，与儒家异，试列举而比较之。

《墨子·天志篇》下：子墨子置天志以为仪法。

《法仪篇》：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而可。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

《天志篇》中：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将以度王公大人之为刑政也。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不顺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譬之犹分黑白也。

墨子之所谓“法仪”，谓义是也。故墨家实以正义说为法学之根本观念者也。而正义之源泉，一出于天，故曰兼采正义说与神意说也。虽然，其关于自然法之观念，不甚明了。盖认有自然法者，必谓自然法先于万有而存在，必谓自然法一成而不可变，是故有所谓“命”者。《记·中庸》所谓可以前知，知此物也。而墨子非命，是不认自然法之存在也。凡语人类社会之法律，而以自然法为标准者，则标准必存于人类社会之自身，人心所同然者，即立法之鹄也。故人民总意说与自然法说恒相随。我国儒家说有然，欧洲十七八世纪学者之说亦有然，墨家不认自然法，因亦不认人民总意，其言曰。(https://www.daowen.com)

《墨子·节葬篇》下：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哉？子墨子曰：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昔者越之东有輆沭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舍，此所谓便其习而养其俗也。

故墨子绝对的认法律为创造的，而不认为发达的。若惯习法，其为墨家所承认者殆希也。且墨子之排斥人民总意也，犹有说。

《墨子尚同篇》上：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则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案兹同滋，益也）以是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

由此观之，则墨子谓人民总意，终不可得见，即见矣，而不足以为立法之标准，若儒家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墨子所不肯承认也。墨子所视为立法之标准者，惟天志而已。而其言天也。又与儒家之言天异。儒家之天，则抽象的，而墨家之天，则具体的也。惟抽象的，故虽不能现于实。而可借人民总意间接以现于实。惟具体的，故必须绝对直接以现于实，其言天之所欲则为、天所不欲则止（法仪篇）是也。然天之所欲所不欲，果能绝对的直接的以现于实乎？墨子陈种种之义，以为天所欲者在是在是。所不欲者在是在是。虽然，此不过墨子之主观云然耳。墨子之主观，其果为天志之真相与否？是又不可不待诸天之自白或第三位之评判也。然天之自白与第三位之评判，终不可得，故墨子之言，遂不足以服天下也。准此以谈，则儒墨两家，虽同主张正义说及神意说，然就论理上首尾相贯之点观察之则墨之不逮儒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