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蚤于我，而久已中绝；或今方盛行，而导源甚近。然则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夫深山大泽，龙蛇生焉，我以数万万神圣之国民，建数千年绵延之帝国，其能有独立伟大之法系，宜也。然人有恒言，学说者事实之母也。既有法系，则必有法理以为之原。故研究我国之法理学，非徒我国学者所当有事，抑亦全世界学者所当有事也。

法律先于法理耶？抑法理先于法律耶？此不易决之问题也。以近世学者之所说，则法律者，发达的而非创造的也。盖法律之大部分，皆积惯习而来，经国家之承认，而遂有法律之效力。而惯习固非一一焉能悉有理由者也。谓必有理而始有法，则法之能存者寡矣。故近世解释派（专解释法文者谓之解释派）盛行，其极端说，至有谓法文外无法理者，法理实由后人解剖法文而发生云尔。虽然，此说也，施诸成文法大备之国，犹或可以存立，然固已稍沮法律之进步。若夫在诸法樊然淆乱之国，而欲助长立法事业，则非求法理于法文以外，而法学之效用将穷。故居今日之中国而治法学，则抽象的法理其最要也。

我国自三代以来，纯以礼治为尚。及春秋战国之间，社会之变迁极剧烈，然后法治思想乃始萌芽。法治主义者，应于时势之需要，而与旧主义宣战者也。夫礼治与法治，其手段固沟然不同，若其设为若干条件以规律一般人之行为，则一也。而凡持旧主义者，又率皆崇信“自然法”（说详第四章）。其所设条件，殆莫不有其理由，其理由之真不真适不适且勿论，要之谓非一种之法理焉不得也。而新主义之与彼对峙者，又别有其理由。而旗帜甚新，壁垒甚坚者也。故我国当春秋战国间，法理学之发达，臻于全盛。以欧洲17世纪间之学说视我，其轩轾良未易言也。(https://www.daowen.com)

顾欧洲有十七八世纪之学说，而产出十九世纪之事实。自拿破仑法典成立，而私法开一新纪元；自各国宪法公布，而公法开一新纪元。逮于今日，而法学之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而我中国，当春秋战国间，虽学说如林，不移时辄已销熄。后此退化复退化，驯至今日，而固有之法系，几成僵石。则又何也？礼治主义与夫其他各主义（如放任主义、人治主义等），久已深入人心，而群与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偶占势力，摧灭封建制度、阶级制度（战国秦汉之交，吾国固有之封建制度、阶级制度一时摧灭。虽儒法两家并有力，而法家功尤伟。说详第六章）。然以吾国崇古念重，法治主义之学说，终为礼治主义之学说所征服。门户之见，恶及储胥，并其精粹之义而悉吐蔑之。而一切法律上事业，悉委诸刀笔之吏。学士大夫，莫肯从事。此其所以不能发达者一也。又法家言，主张团体自身利益过甚，遂至蔑视团体员利益。虽能救一时之敝，而于助长社会发达，非可久适。其道不惬于人心，虽靡旧说之反对，势固将敝。而儒墨家言，又主张团体员利益过甚，于国家强制组织之性质，不甚措意。故其制裁力有所穷，适于为社会的而不适于为国家的。夫以两派各有缺点，专任焉俱不足以成久治。而相轻相轧，不能调和，此其所以不能发达者二也。坐此二弊，故虽于一时代百数十年间，有如火如荼之学说，而遂不足以开万世之利，造一国之福也。

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稍有识者，皆能知之。而东西各国之成绩，其刺戟我思想供给我智识者，又不一而足。自今以往，实我国法系一大革新之时代也。虽然，法律者，非创造的而发达的也。固不可不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又不可不深察吾国民之心理，而惟适是求。故自今以往，我国不采法治主义则已，不从事于立法事业则已，苟采焉而从事焉，则吾先民所已发明之法理，其必有研究之价值，无可疑也。故不揣梼昧，述其研究所粗得者，以著于篇。语不云乎，层冰为积水所成，大辂自椎轮以出。此区区数章，苟能为椎轮积水之用，则吾之荣幸，宁有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