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之文体不适宜

英国硕学边沁，尝以法律之文辞，比诸宝玉，诚重之也。法律之文辞有三要件：一曰明，二曰确，三曰弹力性。明确就法文之用语言之，弹力性就法文所含意义言之。若用艰深之文，非妇孺所能晓解者，时曰不明。此在古代以法愚民者恒用之，今世不取也。确也者，用语之正确也。培根曰：“法律之最高品位在于正确”，是其义也。弹力性者，其法文之内包甚广，有可以容受解释之余地者也。确之一义与弹力性之一义，似不相容，实乃不然。弹力性以言夫其义，确以言夫其文也。培根又曰，“最良之法律者，存最小之余地，以供判官伸缩之用者也。”存最小之余地，则其为“确”可见；能供判官伸缩之用，则其有“弹力性”可见。然则二者之可以相兼明矣。我国法律之文“明”则有之，而“确”与“弹力性”两种，皆甚缺乏。大清律例卷首，于律中文辞之用法，虽有说明，然其细已甚，且不完备。以我律文与今世诸国之法文相较，其正确之程度，相去远矣。若夫弹力性，则我律文中殆全无之。率皆死于句下，无所复容解释之余地。法之适[19]用所以日狭，而驯即于不为用者，皆此之由。

法文之美妙者，虽社会之变迁，其现象大异于立法之时，而犹可展转假借以适于用。如法国之民法，其制定在距今百年以前。此百年间，全社会精神、物质两方面，皆为突飞进步，划然成一新天地。而法之民法，迄今未改，虽用之常不免困难，而困难犹未尝不可用。此无他，学说之解释，有以济其穷也。而学说之解释所以得施，则法文之美妙使然也。其最浅著者，如百年以前，世界未尝有汽车有电车，此尽人所能知也。而今者法之法廷，凡关于汽车电车所起之事件，皆可援拿破仑所制定之民法以断之，非解释之功，安得有此？

学说解释者，补助法律之最良法也，昔之立法者，尝惧解释者牵合附会以失其本意，或从而禁之。如罗马帝查士丁尼制定法典时，下诏严禁注释。普王腓列特力第二，奥帝周斯夫第二，亦曾禁之。拿破仑制民法新成，不旋踵而巴黎市中已有民法注疏出现。拿破仑见而叹曰：余之法典既亡。凡此皆认解释为法典之蝥贼者也。虽然，禁之终不可得禁。非惟不可得禁，且日盛焉。盖法律之为物，有体有用，有学有术，其用其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岂直不能禁，抑亦不必禁不可禁也。我国法律，不禁诠释，故马郑大儒曾注汉律。而《唐律疏义》，乃由立法者奉敕自撰。即《大清律例》，其解释之书，亦不下十数，其间因解释以广法文之用者，虽自不少，然终不能如彼法国民法之圆融无碍，则法文之工拙为之也。

学者之解释，不徒广法文之用，而并能助法学之进步。盖法文所隐含之义，未备之义，反对之义，恒能缘解释而发明。故解释盛行，其于次度之修补法文改正法文，常得莫大之助。我国虽有解释而不能收此效果者，其原因有数端：（1）解释家虽有之而不能盛。盖法律解释之业，与辨护士之关系最密切。而我国辨护士之业，为法律所禁，自影响于法律解释之业，而无由盛也。（2）法律学殆见排斥于学界以外。汉代尚有马郑大儒，从事注律。自兹以降，上流学者，皆不屑读律。故解释之业，惟委诸刀笔俗吏，夫俗吏之学识，不足以阐明高尚之学理，岂待问也。（3）则法文中所含学理本不富。《记》曰：甘受和，白受采。肤浅混杂之法文，无论若何苦心研究，终不能于其间得甚深微妙之义。我国法典，大率为无意识的结集，虽多集上流学者从事解释，犹将劳而少功，而况乎解释者率属俗吏，且寥寥不多觏也。

以上阙点，就吾意念所及，拉杂举之，尚未能备，然将来若无编纂法典之事业则已，苟有之，则此诸阙点其最当注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