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以前之成文法
我国成文法之起原，不可确指。然以数千年来之思想，往往视法律与命令同为一物。盖君主之诏敕，得称之为实质的法律。故《说文》“典”下云：五帝之书也。而后此法律，即以五帝书之名名之。是五帝书即最古之一种法律也。《左传》有“三坟五典”之目，但其书久佚，不识内容云何。以今《尚书》有《尧典》一篇推之，则古之五典，当亦不过尔尔，殆记载一古帝王之言论行事以为法程，其视后世之成文法，相去固甚远。
《逸周书·武王践祚》篇云：“王召师尚父问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师尚父曰：在丹书。”明杨慎释之曰：“丹书，古人之法律书名也（《丹铅录》）。”日本先儒芦东山氏曰，黄帝与宗室大臣国人相约之言，书于丹图者（《无刑录》）。凡此皆后人揣度之词，不可征信，丹书殆即五典之类，或即五典之一部耳。
我国之法系，其中一部分，殆可谓继受苗族之法系而来。盖我国文明，实滥觞于扬子江流域。若刑法者，我之受之于彼，又载籍所明示。《书·吕刑》云：“苗民勿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是五刑为苗族所创，其迹甚明。《墨子·尚同》中亦云，“譬之若有苗以五刑然”，亦其证也。自黄帝迄于舜禹，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刑法于是起焉。而此种刑法，初但还以施诸彼族，不以施诸我族。《书·吕刑》又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是当时我刑法为限用于苗族之特别法。报虐以威者，谓苗人以虐制刑，还以刑威之也。《书·尧典》亦曰：“帝命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皋陶为司法官，而其职权所辖治者，乃在蛮夷，是其证也。《左传》僖二十五年云：“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此殆上古时普通之观念也。《记·曲礼》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亦是此意（参观拙著《中国法理学发达史》第五章）。
【附言】《唐律·名例篇》云：“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然则治异族人，还以其族固有之法律，实我国法学上之一原则。此原则导源于黄帝尧舜时代，至唐时则明著诸法文中（《唐律》亦本前代此条？为唐律所特著？抑因袭前代成文？今不可考）。而今日之领事裁判权，施行于国中，而恬不以为怪者，亦自此观念演出也。古代法律，率采属人主义，即罗马法、回回法，莫不皆然，又匪独我矣。
《书·尧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此数语可谓我国成文法之最古者。象，即《周官·秋官》所谓悬刑象之法于象魏也。《左传》昭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咎繇之刑也。”（咎繇即皋陶）然则皋陶之刑，殆必为一种简单的成文法，特今不传耳（而《唐律疏议》叙云：“尧舜时理官则谓之士，而皋陶为之，其法略存，而往往概见”。然则其遗文至唐时或犹有存焉者矣）。
我国古代，礼与法视同一物。礼者，即规律本族之法也。故凡礼制之著于竹帛者，皆可认为一种之成文法。而《书·尧典》云：“修五礼”。礼而言“修”，则其据依成文可知（《尧典》又云：自我五典五惇哉，自我五礼有庸哉，五刑五用哉。“五典”、“五礼”、“五刑”皆可认为成文法）。《论语》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殆如汉律之因秦律，大清律例之因大明律欤？
若礼而可认为成文法，则周代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者，其可谓最古而最繁博之法典焉矣。日本博士织田万曰：“支那之行政法典，实先于刑法典而成立，彼周礼实周公之政典，而世界最古之行政法典也。”（《清国行政法》第4页）。《周礼》一书，真伪未有定论。织田氏之说，吾非能绝对的表同情者也。虽然，其书即依托，亦殆出于春秋战国之间，然则语世界之行政法，犹未或能先也。但果属依托者，则仅能命为学说，而不得以冒法律之名耳。
德国硕学里斯特曰，“法律发达史之第一页，必属于刑法。”（《清国刑法论》第3页）即我中国亦岂其能外此公例？今翻观刑法方面，虞之五刑尚矣。尚书大传曰，“夏刑三千”。左传昭六年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是夏商周三代，各各有成文刑法也明甚。而《书·吕刑》一篇，则法文之见于经传而尤可信据者也。其他如《周礼》有悬法读法之文，是皆非既有成文法以后不可。今以真伪未明，姑略之。
逮于春秋，社会形势一变，法治主义，应于时代之要求，而句出萌达。于是各国政治家，咸以编纂法典为当务之急。其成文法之名见于传记者至多，今胪举之。(https://www.daowen.com)
1.齐之宪法。（《管子·首宪篇》云“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法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布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而有籍，则其为成文法甚明。此殆管子所制定者也）。
2.楚之仆区法。（《左传》昭七年云：“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杜注云：“仆区，刑书名”。案：此传载楚无宇之言也。所谓仆区法者能举其条文，则其为成文法可知）。
3.楚之茅门法。（《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荆庄王有茆门之法”）。
4.晋之被庐法。（《左传》昭二十九年云：“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案：僖二十七年传云：“于是乎蒐于被庐”。杜注云“晋常以其春蒐礼改政令，敬其始也”。然则此法殆文公所制定，以蒐于被庐时颁之者也）。
5.晋之刑书刑鼎。（《左传》昭二十九年云：“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然则此盖一种新刑法。范宣子所制定，而赵鞅更铸之于鼎以垂久远者也）。
6.郑之刑书。（《左传》昭六年云：“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今吾子相郑国，作沟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以难乎？……复书曰：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案：所谓铸刑书者，亦以成文之刑法铸之于鼎也。至其法为旧有之法，抑子产所新制定，传无明文）。
7.郑之竹刑。（《左传》定九年云：“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注云：“邓析，郑大夫。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云竹刑。”案：今传《邓析子》五篇真伪未定。邓析殆当时之一法学者，自以意见制一新刑法。驷氏执政从而承认之为国家法也）。
以上见于传记者如此。大抵当时各国，莫不各有其成文法。而政治家亦以此为最要之政策焉。盖春秋以降，构成国家之分子，日趋复杂。非用强制组织，无以统治之。而欲实行强制组织，莫亟于法律之公布。故各国汲汲于立法事业，而或著诸竹帛，或泐诸金石。刑鼎之制，与罗马之十二铜表，东西同揆矣。《韩非子·定法篇》云：“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者也。”其释法之定义如此，可知成文法典，至其时而已大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