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国家之目的

伯伦知理曰，自昔论国家目的者，凡有两大派。其在古代希腊罗马之人，以为国家者，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也。国家为人民之主人，凡人民不可不自牺牲其利益以供国家。其在近世日耳曼民族，则以为国家者，不过一器具，以供各私人之用而已。私人之力有所不及者，始以国家补助之。故国家之目的，在其所属之国民。由前之说，则谓民也者，为国而生者也。由后之说，则谓国也者，为民而设者也。伯氏则曰，两者之说皆是也，而亦皆非也。夫天下之事物固有自一面观之，确为纯粹之器具。自他面视之，又确有其天然固有之目的者存。即如男女婚媾，其显证也。就其夫妇相爱之情欲言之，则婚媾实一器具也。就其居室大伦传种义务言之，则婚媾实有其至大之一目的在。惟国亦然。

以常理言，则各私人之幸福与国家之幸福常相丽，而无须臾离。故民富则国富，民智则国文，民勇则国强，是此两目的不啻一目的也。虽然，若遇变故，而二者不可得兼，各私人之幸福与国家之幸福，不能相容。伯氏之意，则以为国家者，虽尽举各私人之生命以救济其本身可也，而其安宁财产更何有焉。故伯氏谓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

虽然，伯氏之论，常无偏党者也，故亦以为苟非遇大变故，则国家不能滥用此权。苟滥用之，则各私人亦有对于国家而自保护其自由之权理云。

案：天道循环，岂不然哉，无论为生计，为政治，其胚胎时代，必极放任；其前进时代，必极干涉；其育成时代，又极放任。由放任而复为干涉，再由干涉而复为放任，若螺旋焉，若波纹然。若此者，不知几何次矣。及前世纪之末，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而十六七世纪之干涉论复活。卢梭约翰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夫大势之所趋迫，其动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于事实，其感化不亦伟耶？若谓卢梭为19世纪之母，则伯伦知理其亦20世纪之母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