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主义与法治主义
放任主义者，以不治为治者也。然欲此主义之实现，必以使民无欲为前提。否亦以使民寡欲为前提。然有欲之民，能使之无乎？多欲之民，能使之寡乎？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必不可得，而犹谓放任可以治天下，是此主义已从根本上被破坏而不得存立也。今述当时难放任主义之说。
放任主义者流，既以无治为主义，故主人治、主礼治、主势治、主法治者交敌之，荀子（《性恶篇》）曰：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此论已足摧破放任主义说而有余，而韩非子（《五蠹篇》）亦云：
古者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此缘老庄一派，好称道上古郅治，故为述社会变迁之势，谓在古代可以放任，而世运愈进，愈不可以放任，此亦其驳论之最有力者也。若其谓法治足以救之者何也。则慎子（马氏《意林》引）曰：
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尹文子（《大道》上）曰：
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
持放任主义者，必以不私不竞为前提。而不私不竞，必以无心无欲为前提。而法家则谓无心无欲，万不可致。而使之不争不竞者，乃别有道，则权利之确定是也。慎子、尹文子此语，实权利观念之滥觞也。荀子（《正名篇》）又曰：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案：同导）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https://www.daowen.com)
荀子此语，难道家之欲祛私欲而无其道，而荀子所谓道之节之者，则分也。分即法也。尹文子（《大道上》）又曰。
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陵。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
管子（《明法解》）亦曰：
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欲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
此言道德与法律之区别，其义最明，盖持放任主义者，认意志之自由，而行为之自由随之。故所以规律一般行为者，不得不悉仰诸良心之制裁。持法治主义者，虽认意志之自由，而行为之自由，非绝对的承认。故所以规律一般行为者，壹委诸法力之制裁，此道家与法家之大别也。夫以良心自制裁者，必非尽人而能之明矣。于是乎道德说势不能普及，而将有所穷，此法家之所以代兴也。尹文子（同上）又曰：
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不能使人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
此善之善巧之巧者也。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以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以征阵。
韩非子（《五蠹篇》）亦曰：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凡此皆谓徒任道德，不足以治国而利群也。由此观之，法家固末尝尽蔑视道德。惟以为道德者，只能规律于内，不能规律于外。只能规律一部分之人，不能规律全部分之人，故所当标以律民者，非道德而法律也（法家语固多有排斥道德者，然辨论之余，走于极端，殆非其本意也。而法家言所以不能久者亦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