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固定性太过

法律之有固定性静止性，其本质然也。虽然，法律以适于社会之需要为贵。而社会之进步变迁，瞬息未尝停止者也。以固定静止之无机的法律，而遇瞬息变迁之有机的社会。然则法律之形质，与社会之实况，常日趋于相离，此自然之势也。故法律不成文则已，既已成文，则无论若何敏捷之立法家，总不能使法律与社会适相应，而无一毫之隔膜。盖社会变态之速且幻，终非有文句之法律所能追及也。英国硕学梅因曰，“法律与社会的需要，两者之间，恒有一鸿沟焉，立法者宜思有以填之。其鸿沟之广狭，与填之之迟速，是即人民幸福之多少所攸判也（Maine，Ancient Law，第十一章）。夫鸿沟不能无，所争者广狭耳。填之不能尽，所争者迟速耳。凡在愈进步之社会，则其鸿沟之成也愈速，而其填之也愈难，而愈不可不黾。然能应于时势，急起直追，则又愈可以助长社会之进步。故鸿沟日日襞坼，日日塞填，坼者无已时，填者亦无已时，如形影竞走，未尝休息，而国民幸福，遂以日增。其在不进步之社会，则鸿沟之成也稍迟，而填之者亦不勉。顾以不填之之故，而不适之法律，遂益障社会之进步。于是法律与社会两者俱成静止之形，殆如僵尸毫无生气。虽然社会者为自然法则所支配，虽其变迁缘他阻力而致迟滞，顾终不能为绝对的静止而丝毫无变迁者也。积年既久，其与法律之鸿沟相去亦愈益广，非复小小补苴所能使之接近，而法律之大部分，遂不得不成秋扇。仅赖其小小部分，勉维持社会秩序于万一，则亦已同强弩之末。一旦社会忽遇外界之刺激逼迫，骤生出剧烈之变迁，则法律全部，无复足为社会之保障，而法遂成为博物院中之法，非复社会关系之法矣。我国以进步迟钝闻于世界。西人常谓马可波罗之游记（意大利人，当元时游历中国者），至今日犹与中国内地现状相合。然则以今日而适用前古之法律，其鸿沟似仍不甚相远。虽然，今之法律非他，唐律之旧也。唐律非他，汉律之旧也。汉律非他，李悝之旧也。夫李悝距今则二千余年矣。唐之距今则亦千余年矣。即曰社会进步淹滞，亦安有千余年前之法律，适用于千余年后，而犹能运用自如者？而试以今律校唐律，其间所损益者能有几何也！夫法国现行民法，由拿破仑时代所制定（即拿破仑法典）。距今不过百年耳。而运用之者，已觉其多不适而大困难，而倡议改正者且嚣嚣起（《日本法学协会杂志》第23卷第1号穗积陈重博士著《佛兰西民法将来》）。然则今之大清会典、大清律例，即使其当乾隆嘉庆间，果曾悉心研究，参合彼时代社会之现象以立案，然至今日，而其大部分已须改正，而况乎其所袭者实二千年前之旧也！

欧洲近世，自培根（Bacon）首倡编纂法典之论，至最近世则英之边沁（Bentham）、德之蒂鲍（Thibant）复鼓吹之。而反对论者亦大起。其反对论不一端，而最有力者，则谓为障社会之进步。其言曰，成文法典者，使法律成为结晶体者也。结晶体光采烂然，外观甚美，而不能有生育发达之活力（日本穗积陈重著《法典论》第4章）。此论虽为近今多数学者所排，然以评我国法典与社会之关系，盖甚切当矣。我国社会进步之淹滞，其原因虽不一端，而受博物院中法典之障碍，实其重要原因之一，无可疑也。要之我法典之腐旧，与社会之麻木，两者递相为因，递相为果，而前代编纂法典之人，固有不得不尸其咎者矣。(https://www.daowen.com)

近世学者之论各国法律，多分为成文国与不文国之二种。欧洲大陆诸国，所谓成文国也。英美二国，所谓不文国也。若我中国以历史上观之，宜属于成文国。而以近今事实证之（即往古亦当然），则实可谓之不文国。何也？一切法律关系，实则仍遵惯习及判决例等以为衡，时或颁发多数之单行法。若夫朝廷所特制定整然成书号为一国之大经大法者，则不过以饰石渠天禄之壮观。而实际上之效力，反甚薄弱。此何以故？则以法律与社会之鸿沟太相悬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