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我记得丁尼生[5]（Tennyson）诗中有这么一句，尤利西斯：“我是我所经历的一部分。”如将这句诗改成“我所经历的仅是我的一部分”则强调重点就正相反。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由一组参数决定（存在的参数），这组参数决定了我们在四维时空中的位置。但是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地的存在状态以前都有一段独一无二的历史，而且这段历史由于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而无法更改。我们的历史塑造了我们观察、解释和评价事物的认识能力和洞察力。

每个人，作为独立存在的意识单位，看、听、感知和品味自己面对的每件事都是通过“不同的窗户”，这是尼采绝妙的比喻。每个人以手头的感觉元素“构建”现实并或多或少将自然和人为的存在的参数合在一起用来解释和理解现实世界，这几方面解释了人类的存在。然而，接受上述论点并不意味着现实世界本身的存在就像许多人分别创建的那样；我们不必信奉极端的唯我论。尼采的比喻再一次拯救了我们。我们确实通过不同的窗子观察世界，但毕竟我们在观察同一个世界。现实世界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当我们踢石头时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石头给脚趾的反作用力。

在与人类想象无关的存在中社会现实与自然现实并不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但是在社会现实中观察的终极目标是人类的行为，社会现实中部分行动者可自由选择的假设产生了对某些现象的理解和解释不一致的可能性，这种解释和理解还缺乏对更加客观材料的调查。从墙上掉下来的砖不可能决定自己不掉下去。即使不同的观察者可能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个事件，观察者（科学家）对这个事件为什么发生还是会有不同的解释。将砖头和我们观察的在旅途中走到分叉的路口选择了左边而不是右边一条路的人做个比较。由于存在可自由选择的假定，解释——对观察的行动的理解——则变得困难；行动者采取的被观察到的行为并非行动者按着固定不变地的方式，例如像受到遗传的决定似的，采取的行为。

18世纪的社会哲学家们通过他们的发现令我们的理解力达到这样的水平，即人性中一般意义上的一致性确实存在，这就使得我们能对人们的行为模式面对约束条件的改变而如何相应的改变作出合理的假设，即使每一个行动者都被认为是在面临的多个选择中有权利自由选择。基于这个基本的发现，在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国富论》（1776）中经济学诞生了，并被清晰地阐明。

然而，经济学的解释的局限性必须被承认。考虑一个核心的假设：当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的相对价格降低时，人们将自愿购买更多数量的该商品。注意这个假设的精确含义。并没有每一个潜在的购买者必须增加购买量的含义。每个人保留了选择的自由。需求的假设仅仅表述为潜在的购买者的整体将要购买比相对价格减少之前更多的数量。进一步说，根据同样的逻辑，需求的规律并不能预测购买量将增加多少（需求规律揭示的弹性并非固定不变）。

我不打算更深入地探讨方法论的细节问题。上述讨论应足以表明不同的观察者，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完全在经济科学的基本研究纲领中进行研究，对政治经济学反映的社会现实的最终理解和解释可能有着广泛的分歧。每个观察者可能都满足成为合格经济学家所必需的所有标准，然而每个人也许对自己研究的现象保留了独一无二的个人理解——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部分地受到历史经验的决定。

在将社会经济政治现实纳入自己研究视野的学者中达成科学的共识的问题在将研究扩展至“其他世界”时比研究已知的存在的世界就相对重要性而论将更严重。对物理学家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解释现实为什么如其所是，几乎不去注意其他可供选择的结构。对社会学家而言则恰恰相反，由于强调预先假定社会现实本身具有人为性而不是纯自然形成的，大量努力的背后的诱导力量就在于人们认为现实世界也许应被重建或改革，这样我们的世界将更加美好。相应地，与是什么相对照必须对应该是什么进行更多的分析，这必然得出以下结论：在对应该是什么的这类问题的分歧比对是什么的一类问题的分歧更广泛。

我已经进行了预备性的讨论，这种讨论也许能使您注意指导我们研究的哲学思想，目的是解释为什么马斯格雷夫教授和我在本次研讨会的准备会议上决定在各自的开场白中指明影响各自思想形成的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不同的观点和视角。此处我强调的重点是我们两人都是注重实用的经济学家，应按照正确的意义理解“实用”这个词，尽管事实上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的现实的观点迥然不同。而且，这点相当重要，我注意到我们两人均未涉足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这里的“意识形态”按照普通意义理解的。我们都不是从一些预先形成的政治哲学立场出发，而且我们与这样或那样的政党、政治运动、派别也素无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