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宏观政策

我关注的第三个财政领域，是预算在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当我作为一名研究生来到哈佛大学，在财政学方面我的兴趣集中在公共物品的供应上，并且我的论文也是这方面的。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正是由于我熟悉欧洲大陆的文献使我比较有优势。同时，凯恩斯革命，当时是它最辉煌的时期，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彻底改变了传统经济学对宏观经济学的看法。专门的术语“财政政策”开始意味着将财政工具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加以运用。

在当时理解的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本质中，财政政策是一种工具，通过这种工具解决失业的问题并且使经济走出萧条。由于失业被看作是由总需求不足的结果，因此财政政策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总需求的不足不可能被市场中的自动调整所克服。工资具有向下调整的刚性，而且即使工资下降，也可能由于价格下降不会提高实际的需求。利率的降低同样有一个最低限度，增加的货币供应将被无限弹性的流动性需求所吸收。通过赤字融资而增加的政府支出将避免税收增加的通货紧缩性效果，提供了唯一可行的产生需求的手段，因此恢复了充分就业。

财政不仅不得不解决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选择性的市场失灵，而且必须解决市场在维持充分就业方面的更一般的宏观失灵。过度储蓄这个恶魔被看作是市场体制或多或少永久性和反复性的特征。所有的这一切就是阿尔文·汉森的财政政策研讨会的主题和驱动力，此次研讨会成为乘数和加速数原理的诞生地，并且发现了（正如当时我们满怀年轻的热情所见）财政学，如果不是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什么。

从那时起在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运行两方面都发生了大量的变化。希克斯的IS—LM模型的出现在一种更一般、更灵活的方式中，将基本的凯恩斯主义函数关系公式化，这个模型允许就业水平变化并且恢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独一无二的地位因而被剥夺了。除防止失业以外，与通货膨胀进行斗争成为政策的另一个目标，菲利普斯曲线作为IS—LM模型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出现在宏观经济学中。更进一步，充分就业均衡的静态概念被收入增长的均衡路径所代替。

尽管包括了这些变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新古典”模型仍然保留了需求驱动体制这个重要的凯恩斯主义特征，这种体制的均衡不必处在充分就业这一点。这个观点以及它在标准的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反映即使目前仍在支配政策思想，这点可由一些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告证明。理性预期或真实周期模型，认为不需要稳定政策并且认为稳定政策的效果是中性（无效）的，已经不具有说服力。尽管扩展的IS—LM模型赖以发生的经济环境已经变化了，但该模型的内部逻辑和必要的凯恩斯主义变量仍提供了受人偏爱的方法。

承认财政政策将影响总需求并因此影响经济运行结果（即失业水平和通货膨胀），但是仍有个问题就是财政政策通过何种形式影响总需求。如在凯恩斯的《通论》中论证的，假设扩张性的政策意味着增加支出，没有考虑削减税收这个替代性的政策。因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逐渐与增加的预算联系在一起，通过包括减税和内置的周期性稳定器这个错误后来被改正。除了选择运用何种工具实施财政政策之外，新古典模型还提供了一种选择，即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进行选择去影响总需求，因而将对总需求的控制与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产出组合联系在一起。随后又确立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