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同意的计算

奈特对于经济秩序结构特征的强调（Knight 1933），威克塞尔对于集体决策规则能被调整以产生没有剥削的普遍偏好的结果的论证以及对经济学家们含糊不清的政府模型的批评，意大利经济学家对政治家动机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这些因素与我自己对自由主义的支持，对经济学家对政治现实的视而不见的反对以及我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我研究和探索的知识背景，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时机成熟了。但还需要一种催化剂，这种催化剂是由未来的一位合著者，塔洛克（Gordon Tullock）对新理论的贡献是强调在政治学和官僚政治中的经济人模型的预测和解释力。塔洛克在外交部门的几年经历使他产生了这种强调。塔洛克既深受西蒙斯（Herry Simons）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经济学的影响，又得到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道恩斯（Anthony Downs）在公共选择方面先驱性的真知灼见的补充，他对我而言至关重要，他一方面增强了我向政治科学传统知识发起挑战的信心，另一方面他也是真正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的源泉，这至少可部分归功于如下事实：他对20世纪中期社会科学的正统思想很少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我们将研究计划付诸实践，并出版了《同意的计算》（Buchannan and Tullock 1962），这本书最终被证明是具有巨大影响的，但我们在写这本书时却无此奢望。按照更简单的方法理解，我们使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和方法以及当时的一些经济学概念对国家政体的宪法组织进行分析。同时，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又解释了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其他美国的创建者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已深深扎根于美国的制度中。我们认为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至少提供一个分析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观察到的或构想出来的美国政治程序也许能被构造成模型并能被人们理解，这是尝试建设性的改革必不可少的一步。从这个新理论的本质来看，我们的分析具有简化和普遍的性质，但是我们丝毫不想隐瞒这点，即这个理论仅仅适用于美国的政治现实。

如作全面的概括，《同意的计算》也许可以被解释成对多数主义和多数裁定原则展开的智力上的攻击，因为我们已将在大部分国家盛行的正统思想中处于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这种原则抛弃了。因此根据推论，我们的著作除了被当作是多数人受限制的民主制度的保护屏障，也被认为是对将多数裁定原则提升至统治地位的代议制度的批评。更特别的是，我们研究得出的规范性结论为通过宪法限制政府机构行使权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