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学之路

仅仅在二战之后我才真正成为一名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不论你在那种意义上理解“学院派经济学家”这个术语。在1946年1月我作为一名坚定的“自由社会主义者”（这个称谓也许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尽管在魏玛时期的德国有个政党采用了这个标签）进入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我坚信对于个人自由的政治性约束应降到最低限度，在这方面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只有政治行动才能打破和控制权力的集中，而集中的权力总是力图控制经济生活。

回顾过去，我现在意识到，相当简单，当时我对于市场的协调特性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一点都不奇怪，当口才雄辩的奈特教授向我阐述市场经济的这一特性时，我很容易明智地接受他的观点。奈特使我认识到市场的作用，很快他也成了我的榜样。因为奈特就不是一个受思想体系左右的人——实际上，他曾经写过一篇最富洞察力的批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论文（奈特，1935），因此他的教导对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以回顾的眼光来看，我的世界观的发生变化同样也不令人惊奇，一旦我完全理解了通过市场运行自发协调的原理，我就从自由社会主义者转变成拥护一定限度内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在我的自传性文集中描写这段经历的那章被冠以“再生的经济学家”的标题。）

芝加哥大学培养研究生有个特征，这个特征目前仍被保留，有必要在此提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并不想成为政府的参谋，也不想在为如何管理国民经济献计献策，无论这种计策是关系到国计民生还是无关宏旨。芝加哥派经济学家学到的是经济如何运作而不是应该怎样控制经济。当然，上述概括也有显著的例外，但是，芝加哥大学和其他大学，如哈佛大学，之间在这方面学术态度的显著不同，对学生的职业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也许十分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