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传统的限制

我的第三部分再一次与1997年所作的概括性的诊断有关，当时意大利的会议组织者邀请我准备一个题目为“第三个千年伊始的人类”的讲演。在那次日本讲演后15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1989～1991年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作为政治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或政治哲学家，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这种变化的发生。

Fracis Fukuyama认为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辩证斗争已经终结了，因此政治经济学将迅速地按照市场原则组建起来，政治体将演变成自由民主政治体（Fukuyama 1992），他是正确的吗？从前面在日本的论文中介绍的三个抽象模式——道德无政府状态、道德秩序和道德共同体这三个模式——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似乎很有助益。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削弱了这些道德共同体因素，正是这些道德共同体因素使人们将民族国家的利益、民族集合体的利益融入自己的灵魂深处。冷战结束了，外部敌人没有了，民族国家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简单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能迫使我们承认，1998年，除了历史本身外没有什么因素能将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连结在一起。正是为了对付敌人，集合体将自身定义为要求个人忠诚的团结一致的共同体。1998年谁是敌人？（现代的以色列对于此处的概括是个显著的例外。）

在1997年的讲演中，这个总的诊断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世纪末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避免民族冲突的再度发生，这种冲突是在“自然”集体之间或之中展开的，而这些集体能够在某种水平上要求个人对其忠诚，这种忠诚可能与政治现实没有任何关系。我建议未来的改革应该是审慎地组建联邦化的结构体系，将权利下放到共同体单位，这种单位要足够小以保证能获得其个人成员的忠诚，但同时又不能激起单位间的冲突，从广义上讲这些单位应包括那些建立在种族、民族或者宗教基础上的共同体。

（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话，我认为欧洲对于此处的概括是个部分的例外，“作为观念的欧洲”，就是说，作为超越了传统民族界限的集体单位，至少有可能获得适量的个人的认同，至少在某个时期是这样，特别是如果与美国、东欧和亚洲的“原始”社会相比，欧洲人自己认为欧洲是“更好”的社会经济—文化共同体。）

在我的1997年的评价中（Buchanan 1997），1998年我的观点也是一样，与我在以前的诊断作出的结论相比，我对于后启蒙时代古典自由的理想社会秩序的潜在可行性更不乐观。1989～1991年苏东剧变对于西方政治施加非常明显的影响可能也影响了我，我可能也受到了现代评论者提出的很有说服力的论点影响。仅仅通过在可接受的法律规则内相互作用的公民的互相尊重就能使一个社会团结在一起吗？甚至将这种社会作为一种理想或作为政治政策的某种终极目标。即使我们能够想象出这样的背景，其中政府重新得到人们的信任，政府的行为被限制在满足公民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个问题也仍然存在。

古罗马对于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否定的答案。罗马确实提供了法律和秩序；罗马帝国崩溃了，部分由于罗马没有超越这些法律和秩序并提出某种至高无上的理想——不论是宗教的、种族的或其他什么理想——这些理想能够要求并获得人们的注意力。由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官员的腐败的破坏作用，在民族矛盾和向人们许诺了个人拯救的新宗教面前罗马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