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身

我不打算对自传性的细节做过多的描述（这方面更详细资料可参阅我的自传性文集《胜过耕田》，1992年版）。然而，为了找出目前看来对我最终观点的形成很重要的早期影响因素，对我的过去经历简要的描述还是必要的。

从遗传角度论，我具有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混合血统。我所有被人熟知的祖先都是18世纪中叶在前往北美洲的移民潮中从北爱尔兰移居到美国的移民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又是一个世纪前从苏格兰移民到北爱尔兰的。美国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最早的定居者就是这些吃苦耐劳的苏格兰—爱尔兰人，他们是坚定的长老会教友，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

我出生于美国的南部的田纳西州的中部地区并长于斯，该州在19世纪60年代的伟大的国内战争期间宣誓效忠于联邦政府，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田纳西州并不是一个农场主经济为主的州。那场战争本身作为影响我性格形成的因素不能被忽略。在真正的意义上，我是作为内战中战败方的一员长大成人的，我的祖父辈对于战败的痛苦记忆可谓刻骨铭心。单从这段历史来看，任何一种强烈的爱国之情，如变成对联邦或中央政府权力无保留的忠诚，几乎意味着背叛。对我而言，无论如何都可能没有一种一个真正国家一员的感觉。不管我选择了哪种职业，在美国黑格尔式的现实化仍被排除在我的意识之外。

除了南方人普遍持有的对中央民族国家的权威的态度，我的家庭史对我思想形成也很重要。我的曾祖父是田纳西州的民选州长，这是民选的最高州政府官员，当时正值19世纪90年代初期平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平民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东部地区的当权派，强盗般的工业巨头和金融寡头，同时也将控制国家的政治视为己任。我发现早期阅读的大量书籍几乎都是成堆成堆的19世纪90年代宣传平民主义论的小册子。我一贯支持伟大的密谋论[6]的发展者情感真挚的呼吁要求也就不足为怪了。为二战作准备的军事训练期间我亲身感受到我本人就是歧视南方人的牺牲品，这种个人经历强化了我的上述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