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总结
汉斯-沃纳·新
从星期一两位讲演者介绍了他们的思想渊源开始,不知不觉我们度过了非常美妙的一周。有两个不同的特征日渐凸显。布坎南教授代表了南方的传统。他说,作为一个南方人,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感觉总是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这种感觉对于他思考国家的方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在他眼中国家差不多仍然是打赢了这场战争的敌人。因此,布坎南教授逐渐形成了以反权力机构、反政府、反国家为主要特征的观点,他甚至曾经一度成为了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相比之下,马斯格雷夫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型知识分子,继承了欧洲的财政学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这种欧洲的财政学传统的代表人物是瓦格纳(Wagner)、Pfleiderer或Sax等人。马斯格雷夫是社会民主的思想家,在社会民主党或基督民主党掌权的西欧国家中这种社会民主差不多已经实现了。
我们的两位学者由于维克塞尔而走到了一起。他们都认为自己在学术思想上受到了维克塞尔的很大影响,都将维克塞尔尊为自己理论体系的先驱,但是他们各自强调了维克塞尔思想的不同方面。布坎南教授强调了作为交易过程的政治—这种思想观点体现了独立存在的个人走到一起只是为了做那些互惠互利的事。我认为,马斯格雷夫更多地强调了维克塞尔对公共产品的研究方法以及根据这种研究方法维克塞尔推导出来的公共产品应该免费供应的结果。所以马斯格雷夫从维克塞尔的思想中发展出自己的公共产品理论,而布坎南教授则吸取了维克塞尔思想中实证性更强的观点。
星期二,我们聆听了马斯格雷夫教授论国家财政作用的演讲,他强调我们不应该认为财政只具有消极的作用这一点。国家已经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国家具有三种基本职能:资源配置、分配和稳定经济的职能,他认为瓦格纳(Wagner)法则,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政府的公共支出在GDP中的份额也在上升,不仅表明了一种历史的偏差,而且也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的客观需要的产物。政府基本上提供了人们需要政府提供的东西。
我们也听到了布坎南教授表述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布坎南教授论证了政府规模的扩大主要是由于公共财产效应。税基被认为是公共财产,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的政府特定支出项目是由特定集团消费的私人产品,所以总是存在一种过度扩张政府部门的倾向。马斯格雷夫教授强烈地反对这个论点,他不相信政府机构以追求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并且为了使政府行为正确必须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然而,布坎南教授则宣称,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观察现实,你就会看到这些关于政府有益职能的美好理论在现实中却没有一个美好的经验基础。例如,公共产品仅仅解释了GDP的10%,所以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能真正解释我们观察到的政府部门的规模。在绝对公平和有益物品的概念方面存在着主要的分歧。马斯格雷夫认为国家具有家长主义的职能。他提到了抚养孩子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毫无疑问是家长主义的,马斯格雷夫提出在某些时候社会也应该采用家长主义的态度。布坎南教授同意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愿意采取家长主义行为的这种观点,但是他论证了这样的政府行为并没有基本的哲学基础。
布坎南教授在星期三关于对公共部门施加的约束的类型的讲演中,布坎南在论证政府行为时采用了经济学家论证私人市场活动所采用的同样方式,他论证了政府的职能就是确立并强制实施一定的规则以确保看不见的手能正常发挥作用以及私人机构能做正确的事情。他希望更高级别的政府做同样的事:发现规则,宪法规则,这种规则可以引导政府做正确的事。但是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不可能发现这样的规则。特别是,他批评了多数裁定规则并且阐述了根据多数裁定规则制定决策会导致多数人剥削少数人的现象出现。多数人总是能发现将少数人的资源据为己有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布坎南也承认甚至在多数裁定规则中也存在某些规范性的基础。
关于最优税率应该是多少这个实际问题两位教授展开了争论。布坎南教授提倡单一税率税,因为这种税能够使得取决于特定个人偏爱的再分配项目实施起来的难度更大。如果进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应该是基础广泛的再分配,政府不应该考虑和重视这种再分配对于某些特定的人来说是否必要。马斯格雷夫说单一税率税必然需要一定数量的免税额,这种免税额的成本可能会变得非常高。马斯格雷夫也论证了单一税率无法满足再分配的需要,高收入阶层的人们将受到特别的优待。
然后马斯格雷夫教授开始论述财政联邦制的问题,他在讲演中论述了财政联邦制的一些基本问题。他首先阐述了美国现在的联邦体制所发挥的作用,政府间拨款的作用,不同级别的政府的作用,提出各级政府应该做最适合自己做的事情。
随后,讨论的重点转向了财政竞争这个充满了争论的问题,我们将这个问题与欧洲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两位讲演者的观点迥然不同。马斯格雷夫认为财政竞争将侵蚀税基,特别是,对资本课征的净税收不可能维持下去。事实上,马斯格雷夫论证了在存在财政竞争的情况下,将不得不对资本进行补贴。他称财政竞争是一种为了通过资本进行寻租而做出的糟糕的制度安排。与之相比,布坎南教授则论证了财政竞争总会赋予人们一定的退出权,这种退出权就保证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效率非常低,如果一个国家的效率非常低,那么很简单,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就会离开这个国家,这就会对这个国家形成约束,使其效率不会非常低。他预测欧洲将会进入一个竞争性的联邦制的时代而不是高度集权的时代。相当有趣的是,布坎南建议欧洲应该制定一部宪法以便非常清楚地确立游戏的规则。他严厉批评了目前欧洲的政府决策采用相机抉择的方法以及不同的欧洲国家相互作用应该遵照的规则还不甚明了的状况。我认为从这次研讨会得出的这种批评意见,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可能是一种建设性的意见—至少他们应该朝这方面努力。
今天的演讲我就不必总结了。我们刚刚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讨论,一场非常深入的讨论,我们对两位杰出学者的思想的哲学和道德基础进行了讨论。我必须说,在我以往听过的所有演讲中,这是最精彩的一次演讲,我想我以后也不太可能聆听这么精彩的讲演了。
看到所有的与会者兴致如此高昂地参加本次研讨会,我非常高兴。本次研讨会的听众在讨论的过程中也发表了许多绝妙的评论,鉴于本次研讨会汇集了这么多专家,所以在讨论过程中能听到这么多绝妙的评论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我感谢你们,非常非常地感谢你们。
最后,当然,如果没有那些做会议组织管理工作的人默默奉献,我们的会议不可能获得如此的成功,在此我想特别感谢Alfons Weichenrieder和Holger Feist,他们承担了本次会议组织工作中最繁重的部分。我也不该忘记秘书Valerie Morfill和Gertraud Porak,还有做了大量辅助性工作的学生们,如Carola Rottmann和Alex Popfinger。当然,我也非常感谢巴伐利亚广播服务公司(Bavarian Broadcasting Service),本次研讨会的片段将由该公司秒播送。本次研讨会的全部录像资料在CES互连网的演讲专题中可以看到。
[1]美国社会中有种种政治性语言禁忌,例如,指称第三者时,必须用“他/她”,不能仅仅用“他”;指称美国黑人时,应当使用“非洲裔美国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如果谁不这样写或这样说,他就是或者是强化男权主义、白人主义等各种主义,就是在歧视妇女、少数民族,并且也是在强化现有的歧视文化。一句话,就是政治上不正确。这种被称之为“政治正确”的社会实践在美国如今相当普遍,特别是在知识圈内形成了一种相当大社会压力。在这种压力下,甚至某些学术问题也变成了学术禁区,不能进行正常的研究,例如不同种族的比较研究。
[2]取自圣经的典故,现用来比喻道德水平很高的美好社会。—译者注
[3]理想类型是韦伯社会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之一。简单点说,就是试图仿效自然科学中普遍采用的“理想模式”的方法,先进行超经验的、纯观念的研究,然后再以这种研究所假设的“理想类型”作为参照系来解释经验的、现实的对象或关系。—译者注
[4]即《圣经》中的施洗者约翰,是耶稣的表兄,他告诫人们要为自己的罪行和罪恶忏悔并接受洗礼。—译者注
[5]善良的撒马利亚人出自圣经典故。在现代的西方语言中主要是指“济贫扶弱、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好人。—译者注
[6]康德把绝对命令理解为一个行动原则,这个行动原则是根据一个人作为自由的、平等的理性存在物的本质而被运用到他身上的。这个原则的有效性并不以假设人有一种特殊的愿望或目的为先决条件。简而言之,就是说某种行动与任何目的无关,总是客观必然的。—译者注
[7]路加是早期基督教教会的人物,相传为医生,曾随保罗到各地传教,据说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圣经·新约》中的第一卷《路加福音》中宣扬了“你想让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的做人准则。—译者注
[8]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译者注
[9]赫尔德(1744—1803),德国思想家、作家,狂飙突进运动先驱,其著作以民主主义、总体主义和历史主义为基本思想。—译者注
[10]神道教是日本本土宗教和种族崇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