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制度改革

六、制度改革

我认为我们观察到的私人和公共的选择行为并没有足够地受到道德规范的驱使,这种道德规范对于维持启蒙运动后的自由社会是必要的,我的意思是这种行为赖以发生的制度架构正在遭受失败。在市场和政治中我们看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表明缺乏道德约束。在各地市场经济中的信任似乎已经被诉讼的威胁代替,面对无孔不入的腐败政治中的信任摇摇欲坠。

从这种令人沮丧的对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评价中可以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第一个是失败主义的,建立在如下论点上,大意是整个启蒙运动崇高理想,从开始到现在的两个多世纪里,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梦想,今天我们必须将它看作是一个哲学上的空想(Gray 1995)。第二个结论,从道德角度我有责任支持,是改良主义的,宣称正确设计的制度——立宪变革能改变行为,至少朝着古典自由一套最低标准的方向改进,看起来这是必要的。

建设性改革的一个方向看起来很明确。在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中我们观察到的大量道德败坏现象,究其根源就是相对于整个经济公共部门规模过度膨胀。如果公共部门的比重能被压缩至大约与中世纪描绘的国家规模相等的适当份额,整个情形将大为改观。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目前生活其中的过度膨胀的福利——转移支付国家是过去半个世纪的冷战的阴影造成的,我们没有注意到公共部门本身的外部不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各国才进行姗姗来迟的改革,改革的目标在于全面削减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或至少是降低公共部门的增长速度。这些改革在各种各样的名义下进行——私有化、权力下放、分权化——其中的一些改革前几天已经论述过了。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转移我论述的重点。我已经从许多方面阐明了现代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是道德,制度性的改革对于态度和行为模式的改变将产生影响。特别是,我已经指出削减进行社会合作的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至少可以实现某种所需要的转型。但是除了对通过广泛的民主政治过程制定的决策进行批评外,我做过其他的事情吗?如果我不能证明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是通过有偏差的决策程序产生的,那么一致同意的改革似乎就不太可能了。

这里我想提出的是,从标准的经济效率的角度可以得出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将显示现代经济的集体部分的规模过大了。单从这个论点,我们就能得出以下推论,通过目的在于约束集体化部门的制度—立宪改革不但能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而且还可能提高道德—伦理水平。对于这点,经济学和伦理学得出的论点不谋而合。

(一)作为公共地的公众

通过熟悉的“公共地的悲剧”例子考虑范围广泛的公共经济是有裨益的,在这个例子中,由于资源的过度利用,公共地的潜在价值被可悲地浪费了。在古典的解释中,每个使用公共地的决策都是由不同的选择者独立做出的(例如,在公共的牧场上放牧牛的数量的增加),在预期收益超过或等于预期成本的意义上,不同的个人本身还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每个使用者的行为对其他所有的使用者都产生了外部不经济,在最终的均衡中公共地的全部价值有可能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考虑一下每个不同的公共的决策,这种公共决策是由多数人联合体(coalition)制定的,多数人联合体制定决策时也是只考虑自己的收益和自己的成本。忽略了强加于联合体之外的人的外部性。当投票循环改变了多数人联合体的构成时,整个公共决策完全类似于不同的个人使用公共地资源时所做的决策。在公共经济中,公共地就是税基,提供公共产品的所有资金必须都来源于根据这种税基课征的税收。根据标准的效率尺度来衡量公共部门的规模确实过大了(Tullock 1959;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Buchanan and di Pierro 1969)。只要是不低于某种适当幅度,经济中公共或集体部门相对规模的削减将导致总的经济价值的增加。

但是如何才能削减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呢?假设人们普遍认识到公共部门太大了,进一步假设,这种认识促使人们普遍同意一种宪法性的规则,这个规则规定了总的公共部门占GDP比重的最高上限(例如,占GDP的25%)。什么样的公共项目或提案将被排除?任何有选择性或任意的削减都将使一些肯定对潜在的多数人联合体的成员产生净的正价值的项目无法实现。这种价值损失将促使人们为了使自己成为新兴联合体的成员而投资,以便获得决策的权力。多数人的寻租行为将发生(Buchanan 1995)。用于这个目的的资源可能会“耗尽”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通过对于公共部门规模施加宪法性约束而获得的价值增加部分。

(二)普遍性

一个补充的宪法要求规定了在征税和公共产品收益的供应(包括现金转移支付)中采用普遍性原则,在减少,可能是大大地减少多数人寻租的激励因素方面能产生很大的作用。如果在征税和受益的分配中公开的歧视被排除在普通的政治过程之外,那么多数裁定规则可以产生能够忍受的效果。正如在前面的讲演中论述的那样,沿着某些财政调整的相关维度,多数人联合体在他们显露的偏好方面将是不同的,但是如果财政剥削没有被完全清除,那么从明目张胆的财政剥削中获得的潜在收益将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