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诊断和治疗

面对着自己眼中的道德社会的崩溃，布坎南教授发现“大部分的腐败都可归咎于公共部门的增长；”并且基于这种诊断，他提出的治疗方法就是削减公共部门的规模。我发现他的诊断和治疗方法都不能令人信服。

他的道德崩溃的观点（不仅仅包括美国，而且包括整个西方世界！）过分悲观了，如前所述，他将公共部门增长作为道德崩溃的原因，这种评价确实太夸张了。需要我们考虑的损害到底是什么？难道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就会降低人们工作的努力程度吗？社会保险减少了人们的储蓄吗？税收会压制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吗？在上述这些问题中确实有一些属实的成分，但是结论也不太明确，并且还要考虑到公共部门导致了文明生活并促进了生产效率提高，包括教育和公共保健的改善，对这些利弊还需仔细权衡。随着文明的政府的财富和设施的增加和改善，一些清教徒式的美德有可能失去。难道人们真的必须安于贫困并且惊恐不安地保持高尚的品德吗？特别地，美国人更加努力而不是更加懈怠地工作去建设“美好”的生活，难道这不是真的吗？过分地关注物质方面的社会福利，忽视了其他方面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我们问题的一部分吗？

还有其他的一些弊端令布坎南教授忧虑不安（这些弊端也令我忧虑），例如文明程度的降低，商业交易中的诚信原则遭到破坏，人们之间缺乏宽容、信任度也在降低，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还算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在发展。虽然并不是一切都尽善尽美，但是将所有的这些坏的方面全都归咎于公共部门的增长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对于我们市场经济的增长以及结构变迁而产生的问题，自立和勤奋工作的清教徒精神解决也很难解决。人们失去了他们农场的保障，就业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变幻莫测的市场和经济周期的变化大大超过了天气的变化，家庭的联系越来越弱因此生产的单位改变了，不确定性增加了。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提供这种支持。在这些和其他方面，公共部门的扩大是被动地回应上述变化的要求而不是主动的发起因素，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即使削减公共部门的规模也不会恢复原来幸福美好的生活。

因此，公共部门的扩张并不是偶然形成的，也不是一种就像通过简单地更换火花塞就能修理好那样的技术故障。更基本地，公共部门的扩张反映了由于大众民主程度的提高导致的人们需要的改变，也反映了公众愿望和阶层的变化。熊彼特（Schumpeter）担心征收累进性税收的公共部门的扩张在最终丰裕社会到来之前就会扼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布坎南教授则同样担心歧视性的投票过程将逐渐成为道德社会的毁灭性因素。我认为这种推断黑格尔主义的味道太浓了，我认为西方世界将继续生存下去。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治疗的方法，布坎南教授第一篇论文就谈到过，在这篇论文中再次提到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歧视性的联合体造成的损害，可以通过实施普遍性的非歧视原则来消除这种歧视。这种方法，虽然这并不是我最推崇的改革方案，由于能减少故意的歧视行为，所以还是个不错的方法。但是，就像我在以前的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必须采用的治疗方法也不该禁止称心合意的区别对待。根据普遍性的法则，一些联邦政府资助的地方性公路不应该与其他地方政府为满足本地需要而修筑的公路连通起来，但是这岂不是将作为联系高速公路系统所需要的路也堵住了？在全国范围内每平方公里都铺设长度相等的公路完全符合普遍性的原则但是却没有效率，就像给每个人，不管是不是盲人，都配备一条引路狗一样。

将普遍性规则运用于转移支付体制时也会导致同样的担心出现。虽然在防止不必要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获得好处方面很有作用，但是不论是否必要，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转移支付的受益人，成本也太高了。这种通过比例税融资进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方法，将扩大预算规模，而且更重要的是，将通过对高收入阶层征收更高的等级税率这种合情合理的区别对待也排除在外。要求普遍的一致性可以杜绝讨厌的歧视行为，但是也会妨碍我们需要的区别对待。社会问题很复杂，我们应该对简单的规则持怀疑态度，尽管这些规则看起来非常优美。情况相同的人应该受到相同的对待，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这一代的税收改革者已经辩论了几十年。但是情况不同的人则应该受到适当的区别对待，尽管这很难定义，也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