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国家和道德水平

这部分的题目是我在1978年为美国经济协会举办的一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所使用的题目（Buchanan 1978）。索洛（Robert Solow）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小组，在这个小组中每个发言者都要被提问，特别是要讨论大家公认的社会秩序这个最基本问题。

我可以概括一下我的观点，1998年的观点与1978年的观点肯定是密切相关的。我以这样的观点作为出发点：人类具有道德能力，这使得人们将其他人的利益和自身利益结合在一起作为行为的驱动力量，但是这些能力只限于考虑自己隶属的集体、家乡和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其他人等方面。第二个观点是政治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根据逻辑必然性，涉及或包括相关政治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与此相比或相反，私人的相互作用则减少了自愿选择形成的交易客户中的直接联系，只包括交换活动中的买者—卖者双方的关系。根据这些观点必然得出以下结论，与在任何一种自愿形成的关系中相比，人们的道德能力在一个政治的或集体的相互作用中受到更严峻的考验。至于说受到更严峻的考验，我仅仅指如果以某种方式超越了狭义上的私利一个人必须进行大幅度的“道德跳跃”。因为比重逐渐增加的社会相互交往已经被政治化了，特别是这种政治化过程牵涉到将权力向更具有相容性的政治共同体转移，所以个人的道德能力可能被逐渐消耗掉，机会主义的自利行为可能会重新出现。

我认为特别是当一个大规模的选区的政治机构运用其权力进行财政再分配时，这种再分配采用税收融资的福利转移支付形式，现代政治生活中的这个特征就表现得很明显。在转移支付部门迅速扩张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按照自己狭隘的阶层、集团、地理区域、职业或产业的利益行事。结果，由于对天赋权利似的转移支付的需求可能超过了人们，作为纳税人，愿意支付的税额，在这种意义上现代福利国家有可能毁灭，而采用较小规模的政治体或较低水平的转移支付现代福利国家还是可行的。一方面是要求转移支付，另一方面又抵制税收，这种矛盾更多地由目的性强的分配目标引起而不是由出于对公正或正义的一般性考虑引起。现代福利民主国家中发生的财政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种矛盾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