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无政府状态、道德共同体和道德秩序

这个部分与我以前的部分研究成果有关，那是在1981年，在Santory基金的赞助下在日本大阪举行了名为“日本声音”的国际论坛，我为这次会议准备的一篇论文。每个发言者都被要求明确地阐明下述问题，就是随着经济福利水平提高日本能否保持其内部伦理凝聚力。或者在生活方式和道德方面日本将不可避免和可被预计到的将经历自己的“美国化”过程。

我发现建立和区分三种不同的抽象模式或理想类型非常有用，我将这三个模式分别称为“道德无政府状态”、“道德共同体”和“道德秩序”。在第一个抽象模式中，我提到了行为表露，这反映了在社会的相互交往中所有的或大部分人表现出来的狭义上的机会主义自利行为。在这种典型化的模式中，人们普遍地将其他人简单地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就是严格地说，根本不把其他人看作是值得彼此相互尊重和信任的独立个人。

在第二个抽象模式“道德共同体”中，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至少大量的人将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当作自己的扩展部分，好象范围广泛的共同体是一个密切相关的道德单位，通过这个共同体代表了个人更高的利益。在这个抽象模型中，在共同体内没有个人冲突。只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才会发生冲突。

第三个抽象模式，需要可能更多讨论。这个模式是由哈耶克创建的，他列出了一系列条件，他称这些条件为“伟大社会”重要前提（Hayek 1979）。在一个“道德秩序”中，人们不会将别人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除非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但是，另一方面，在道德秩序中人们并不是对其他人在道德上漠不关心，就像在道德无政府状态中那样——也就是将其他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已。在道德秩序中，每个人都将其他人当作是人类的一员，而且认为在广义的交换中通过共同受益的相互作用其他人可能成为自己互惠互利的交易伙伴。在这种模式中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是每个人都对其他人表示尊重并能够宽容其他人，每个人都遵守具有普遍性的规则，反对机会主义的剥削和歧视。要注意到有效率运行的市场体系也具有道德秩序的这些描述的特征，但是也要注意到同样的看法也适用于集体性的相互作用。在一个理想化的道德秩序中经济中的公共部门或政府部门是交换关系的扩展以便包括政治体的所有成员。

在建立了三个理想类型或相互作用的抽象模式之后，我尝试着根据这三种模式的不同混合对社会进行分类。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日本，被认为是“合为一体的日本”，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与美国或西欧的社会相比，具有更多的道德共同体的特征。部分是由于历史传统，美国和西欧的社会，在我看来与日本相比，在某种相对意义上更多地体现出道德秩序的因素。我预先警告当陷入道德无政府状态时日本也许更容易受到伤害，这是因为日本在历史传统中缺乏在道德秩序标题下描述的缓慢发展起来的种种观念。然而，我也指出所有的现代社会，东方的和西方的，他们的道德凝聚力都面临着持续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于越来越多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退回到道德无政府状态。

回过头来看，我1981年的论点（Buchanan 1981）可以被解释成是提倡古典自由主义的标准，这种标准表明作为抽象模式的“道德秩序”所描绘的道德立场具有较高的效率。我在各种场合一再指出“道德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性，在任何场合我都没有指望真正的“道德共同体”的出现，道德共同体不是具有可能的称心如意的特征就是具有不合意的特征。与前面道德能力方面的论点相关的一种观点就是二战后国民经济中的公共部门相对规模的扩张肯定加速了道德标准的败坏，因此“道德无政府状态”作为社会相互作用的模型其解释力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