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不可能定理和意大利现实主义

现在我已经或多或少叙述了我在20世纪中叶的思想。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由阿罗（Kenneth Arrow）1951年的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激起的学术争论中我的观点强化了这些思想。阿罗本人和他的许多批评者似乎被不可能定理的含义困扰。他们好象在某种程度上想将规范的价值赋予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公共利益”或“社会福利”等虚幻的概念，这些概念与组成团体的个人的偏好毫不相关。我在对这场争论进行批评的文章（Buchannan 1954）中对构造出来的“社会福利函数”这个概念的意义提出了疑问，这篇文章特别将市场表现出的特征与在规定的制度内形成的明确的集体决策所反映的特征进行了比较。

然而，在我早期对集体行动探索性的分析中，我的态度里保留了政治学和政治家一种浪漫观点的一些残余。尽管威克塞尔的洞察力给我提供了智慧上的激励，但是我仍固执地反对“民主”的政治制度，并非真正想让这种制度接受分析的怀疑。在意大利度过的一年（1955～1956）对于最终扫除我关于民主程序的不切实际的陈腐观念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前面提到意大利学派对于公共经济学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必然关系的一般性认识激发了我对他们最初的兴趣。我花了一学年的时间钻研“财政学”方面的意大利经典著作，特别是深入研究了政治学的模型化方法。我满载着意大利现实主义对政治学、政治家和官僚政治的许多有益的思想离开了意大利。整个意大利文化包容了中世纪以前形成的对于政府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实能“刺激”美国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