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在首次讲演中我的任务是反思自己关于国家的作用，特别是国家的财政作用的思想的渊源。我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一种丰富多彩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既包括古代的思想也涵盖现代的思想，该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已融进了我的观点之中，还有一部分对我抛弃一些错误的观点功不可没。如果列出这种思想体系代表人物的名单，你将会看到洛克和边沁；西奇威克（Sidgwick）、海萨尼（Harsanyi）和罗尔斯（Rawls）；斯密和瓦格纳；威克塞尔、林达尔、庇古和萨缪尔森；道恩斯（Downs）、布坎南和塔洛克；马克思和韦伯（Weber）；尚茨（Schanz）、西蒙斯（Simons）、埃奇沃斯（Edgeworth）和米尔利斯（Mirrlees）；熊彼特、凯恩斯和汉森（Hansen），等等。正如这个名单所示，我醉心于一个涵盖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伦理学等许多学科的涉及面很广的研究领域。就像一个良好社会景象中的建筑物一样，在我的知识和学术生涯中以下这些地名包括了两种学术传统，我的学术生涯从慕尼黑（1930）和海登堡（1931～1932）开始，随后于1933年移居美国，再往后是在哈佛读研究生（1934～1937）。这些经历极大地影响了我对社会和公共部门的观点，并使我定居在大西洋以西、西经50度的地方。回首往事，我认为这种混合的学术体系对我而言大有裨益，并且使我多少有点与众不同。这方面的内容我在其他地方已做过详细介绍（Musgrave 1997a）此处无须赘述。

除了书和思想外，还发生了许多混乱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战争巨额赔款，希特勒的上台，大萧条，打砸抢之夜[10]，二战，共产主义的失败，市场经济的复兴，越战，特别是在美国对公共部门的态度从信任转变成如果不是充满敌意至少也是怀疑。尽管和谐和均衡很少光顾我们这个世界，过去的一个世纪也亲眼目睹了最差的独裁国家，但是人类仍在苦苦探索通向民主的和充满社会良知的社会之路。早先我认同如下观点，即魏玛共和国是人类历史中的一次创举，当你快速浏览一下，如果没有魏玛共和国德国的历史将会怎样就能体会到这点，后来我又深受美国新政和60年代的政策鼓舞。尽管在上述时期一些错误需要必须改正，但是趋势是朝民主的社会发展，对早期的观点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