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结论

可能我应该以热情洋溢的措辞结束这篇讲演。我已经进行了诊断并开出处方，这也是我最初的任务。但是如果在这篇讲演中我给大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新世纪可能以一个由不同的民族国家组成的生机勃勃的国际共同体作为起点，每个国家在秩序井然的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国家竞争，各国内部具有稳定和安全的社会政治秩序，各国的人民在范围很广的领域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各国的政府在所有的政治领域都是作为公民的工具而不是作为被多数人联合体利用的寻租行为的代理机构发挥作用，那么这将有违我的初衷。

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伊始，情况并不像上面描述的那样美好，许多民族国家公共和私人行为赖以发生的社会秩序也并没有呈现出上述那样安定的景象。相反，在新世纪的开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过度膨胀的公共部门，政府面临着无穷无尽的人们认为是应该得到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权，同时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税收收入去满足这种要求权，政府甚至不能满足最低水平的建设基础设施的需要。政治机构和政治官员不能获得公众的尊敬和信任，尊敬和信任的缺乏，随后，在政治权力的代理机构和代理人中产生了道德堕落现象，这种现象既是由于内在动机也是由于自我选择的过程。

对于我而言，看不出一点儿道德伦理复兴的迹象。（我想起这么一件事，几十年前，曾经有过一场自称为“道德重整运动”，现在与此类似的运动在哪里？）最近克林顿的丑闻揭示的道德堕落最终可能产生一种道德急剧转变，将朝着道德衰落方向发展的历史之路倒转过来。福格尔（Robert Fugel），一位卓越的经济史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思想值得注意，公开预测我们正处于一个大的宗教剧变的边缘。也许，看起来西方社会特别容易受到将公众视线转移到“更大事物（larger things）”，转移到“彼岸世界（another world）”的运动的伤害。但是像稳定和社会进步一样，这样的运动很容易招致全面失败。在人们一直没有重新醒悟的时候，部落的无政府状态也是一个威胁。

但是为了避免我们对于目前的处境以及未来的可能的境况过分的悲观，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已经处于的位置。是的，从总体上说，20世纪是一个可怕的世纪。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仅仅回到了25年前，即1973年，在此之前甚至没有一点儿冷战接近结束的征兆。我们从来不曾预测（我们也没进行预测）到，到1998年，冷战会和平地结束，几乎在世界各地，个人的自由随着其经济福利水平的增长而增长。天晓得，我们现在也许没有看到比我们现在描述的，甚至是梦想的任何一种情况更美好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世界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