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讨论
Sinn：非常感谢您这种言简意赅的叙述。现在我们进行讨论。谁第一个发言？William Niskanen。
William Niskanen，Cato研究院：我们需要何种类型的制度安排以保证代际的一致性？换句话说，我们如何防止每代人将未来作为公共地呢？
马斯格雷夫：就我们考虑的社会保障而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需要建立基金积累制（funding system）的财务机制才能维持社会保障体制的正常运转，要不然就要建立现收现付制的财务机制，支付水平要根据平均收入水平扣除平均社会保障基金的缴款额之后的余额进行指数化调整。我同意代际公平是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需要政府干预。
Peter Bernholz，巴塞尔大学：布坎南教授，你的远见卓识确实增加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这是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我认为你的观点没有考虑福利国家急需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欧洲国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我认为这点对于我们理解并在你持有的观点和马斯格雷夫持有的观点之间作出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目前的福利国家，特别是西欧的福利国家，能否维持下去。
但是在我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对你的一个论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你已经指出过度扩张的福利国家会侵蚀道德。我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但是发展的资本主义已经破坏了你所说的共同体的道德，难道这不是真实情况吗？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得不破坏道德共同体。因此，我从不相信儒家思想或神道教[10]的有关特征能抵挡资本主义的猛攻。资本主义已经破坏了西方世界的大家庭，我们不得不同意下列说法，大家庭的破坏作为一种辅助性力量，如果不是必不可少的，将导致福利国家的一些发展。熊彼特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Schumpeter 1942）中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体制，由于它具有如此的创造性以及通过不断的创新获得发展，也是一个破坏性的过程。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也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虽然我对此有些怀疑，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因素。
当然，另一个问题是，现在的欧洲福利国家能否维持下去？我认为—至少从1980年以来我就这么认为—这些欧洲福利国家难以维继。我认为资本主义体制可能是一个能够负担有限的福利国家的唯一体制，我只是想说明这样一点，我们可能需要对福利国家施加某种限制。我曾经做过一些经验性研究工作，其他学者也进行过类似的研究；例如，坦齐（Tanzi）和Schuhknecht就在最近的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这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我们曾经对一些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稳定的民主的时期越长，经济增长率就越低，当然这里的民主是奥尔森（Olson）所理解的民主。
相当低的经济增长率总是导致高失业率，这也正是我们目前在西欧看到的情况，这种情况使得目前的福利国家不堪重负。另外，我们不得不考虑养老基金制度的过度扩张。德国经济部科学咨询委员会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的养老基金制度也很难维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进行改革，将社会福利支出的水平降低到可维持的水平。
然而，布坎南教授，现在我要提出的观点是，由于福利国家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所以存在某种力量将这种趋势扭转过来。假定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危机本身就有助于导致这种转变的发生。我们在新西兰已经看到了这样一种转变，新西兰扩张性的福利制度部分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因此这种制度特别脆弱。我们也目睹了美国和英国的这种转变，而且在一些小的国家，如荷兰，这种转变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如果你去看一看上述发生转变的这些国家，你就会看到这些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且失业率也降低了。
Sinn：好，谢谢你。Joself Falkinger。
Josef Falkinger，Renensburg大学：我想对马斯格雷夫教授的评论进行补充。布坎南教授论证了道德能力已经被耗尽，人们变得更加机会主义，而且这种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公共部门规模的增函数。对这个论点我不敢苟同。你真正想过没有，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是否比同时期一般的美国人更自私？我认为我们不该忘记，毕竟，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利己思想基础上的一种体制，自私的行为受到奖励而固守伦理原则的行为就会受到惩罚。所以如果人们学会了追求自己的私利我们不该感到惊奇，因为这是使我们社会获得成功的策略。我认为寻找解决的方法就是自问一下，我们如何才能修改市场经济的制度以便不仅是追求私利的行为受到奖励而且公平的行为也应该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这才是寻找这些解决方法的真正理由和目的。我认为我们经济学家总是忘记这点。如果我记忆正确的话，这也是斯密的担心，斯密认为市场体制虽然有效率，但是将使得人们忘记责任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也正是斯密认为应该有一个国家，作为产生利己行为的市场制度的制约力量的原因之一。
Sinn：我认为这很重要。我们应该给布坎南教授一个回答的机会，因为道德的行为到底是什么还不是十分清楚。道德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利他主义行为吗？或者道德的行为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尊重其他人的财产权？布坎南教授，你如何给道德行为下定义？
布坎南：好吧，我还是要提到亚当·斯密。我很高兴你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一些思想，因为斯密的整个体系建立在可接受的一套法律和制度的基础上—他还应该补充，我确信（在他的著作中含蓄地表达了）—一套行为标准，根据这套标准人们互相尊重。人们指责斯密眼界太狭隘了，仅仅谈论了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当然斯密就是苏格兰人，但是从互相尊重要的角度看这种标准的确体现了人们具有一定的道德亲和力。这种相互尊重与利他主义是两码事。相互尊重实际上并不要求人们按照利他的方式关心其他人。但是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转要求人们在交易中具有这种公平感。你不可能通过法律强制人们在交易中完全保持这种公平感。在很长时期内，我与我的同事们以及其他人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一些人认为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法律制度以防止一定类型的行为。我不认为通过建立这样的一套法律制度就能保证市场运转。事实上，如果人们严格地按照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标准来决定自己行为的取舍，那么我认为市场一天都坚持不下去。你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法律用来保证正常的市场秩序。我认为市场秩序主要依靠我在道德秩序模式中例举的那种行为。在仅仅存在一个市场而没有道德秩序的情况下，就像现在的俄罗斯，如果人们只采取目光短浅的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就会非常猖獗，这个社会就会陷入混乱。这并非是我期望的。但是你不得不将受到道德法则限制的追求私利行为与没有任何限制的市场运作区分开来，其中的道德法则要求交易双方互相尊重。对于其他一些问题，我同意Peter Bernholz的观点。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能满足我对于道德秩序规定的条件—总是倾向于破坏共同体。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真正解决这个冲突。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William Niskanen提到的那点，他提出的问题恰恰是我几十年来强烈支持平衡预算修正案的理由。不能允许政府通过支出大于目前所能获得的收入透支未来，将负担落在公民的头上。社会保障问题仅仅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
马斯格雷夫：布坎南教授提到了我非常敬重的亚当·斯密，除了敬重维克塞尔以外，这是我和布坎南又一个共同点，但是我奉劝大家不仅要读《国富论》，而且还要读《道德情操论》。在《道德情操论》中有一个无偏见的旁观者在市场中漫游，提醒人们应该有良心。
Sinn：我还是问刚才那个问题，我想弄清楚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在一些亚洲国家存在一种共同体道德，可能在德国也有一点共同体道德。也存在一种个人主义的道德。你赞成后者。但是你之所以赞成后者是因为没有它市场无法运转，或者还有更基本的理由吗？
布坎南：这并不是一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是必须的问题。我们再研究一下哈耶克（Hayek）的思想，回顾一下哈耶克的一些论点。哈耶克论证了如果没有形成道德秩序这种飞跃，我们永远也不会进入他所说的伟大的社会，也就是现代社会。哈耶克也指出我们并不理解我们究竟是如何形成道德秩序的。在中世纪人们生活在封建采邑的农庄里面，在封建采邑的农庄里，人们与家族成员和本地的乡里乡亲发生联系，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很容易区分谁是自己集团的成员，谁是自己的敌人并杀死这些敌人。我曾经听过一段《旧约全书》的录音，古老的以色列人如何形成一个民族的共同体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色列人正是在杀死敌人这种意义上形成了共同体。现在哈耶克的观点就是当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能够与根本不是自己道德共同体成员而是来自其他农庄的某些人进行交易时，形成道德秩序的飞跃过程就完成了。亚当·斯密是这样论述这点的—一条狗不能和另一条狗交换骨头。在交易中，一个人不能把他的交易伙伴当作一种动物，就像人们处在道德无政府状态那样。人们按照一定方式进行贸易，这种方式需要对相互尊重的某种程度的承认。人们完成一次交易过程，通过这次交易过程提高了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巩固了交易体系的框架。正如哈耶克所说，我们身上确实具有某种品德、态度和秩序行为的准则，我们每个人都接受这样的准则。如果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准则，市场无法运转。很难想象十分复杂的市场会在这样一种道德水平上正常运作，在这种道德水平上人们的行为就像街道上狂欢节的小贩的行为一样。没有人会认为街道上狂欢节的小贩们在兜售他们的商品时会童叟无欺。在这种环境下可以预料，我们只有被骗挨宰的份儿。你不能完全将这类行为普遍化。人门之间必须相互尊重、信任，在也许被称为市场的道德中需要这种信任和互相尊重，可以说这是最低限度的市场的道德。
Sinn：所以我可以按照一种纯工具性的道德定义来解释道德。并不是道德本身具有价值，而是因为道德能够使交换成为可能所以道德间接地具有价值，如果我们能发现另一种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那么你就不会在意共同体的道德了吧。
布坎南：我上面提出的论点可以被解释成为工具性的，但是我也认为市场的道德具有一些其他更基本的值得拥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不应该被认为是工具性的。我们许多人都想生活在受到别人尊重的社会里，我们看重自己的自由，事实上我们也想与我们认为将看重我们自由并且尊重我们的人打交道。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想依靠其他人的施舍、怜悯。在我看来，我非常厌恶这样一种世界，在这种世界里生活的人们不得不和官僚们打交道，这些官僚拥有权力并且运用这种权力使我们毕恭毕敬地服从他们的意志。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这种情形。我们愿意与具有市场道德感的人来往。
Sinn：我想先听听Peter Bernholz对这个道德问题的高见，然后再听听Dalia Martin的。
Bernholz：我怀疑你能否将上述两种道德划分得这么清楚。你可能论述到，例如，如果你希望人们像你一样遵守契约，那么这就是绝对命令的一种特殊情形。
Dalia Martin，慕尼黑大学：我不想谈论道德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谈谈另一个在讨论中多多少少被我们忽视了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国际经济和福利国家之间的联系。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国际经济学家而言，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维持福利国家而不是我们是否需要福利国家。我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国际贸易方面对外依存度越高的国家其福利支出水平也越高。原因就在于只有福利国家对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损失者进行相应的补偿，自由贸易政策才能得到人们政治上的支持。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因为对流动性的要素课税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福利国家的财政也更加困难。同时，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由于调整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对于福利国家的需求也增加了。我们如何解决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朝着更小的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那么我认为开放经济政策在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就会更少，这是我们特别不希望发生的情形。
马斯格雷夫：我同意这种意见。全球化既会提高福利水平也会构成威胁。这要看对谁而言。税收竞争妨碍了一些国家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的发挥，当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受到低收入国家劳动力的竞争威胁时就更是这样。相反，资本通过流向回报率最高的地区就能很容易地获得收益。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分配效应趋向于提高其不平等的程度，然而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能够获得利益，从全球的观点来看不平等的程度可能会降低。西方的平等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两难境地，不得不在国内效果和全球效果之间进行权衡。
布坎南：我只想说明一点。你不得不进行明确的区分。首先，当一个国家从保护性的体制转向自由贸易体制时，有一些目的在于补偿特定损失者的政策，这种政策包括保护那些由于贸易的自由化而暂时受到打击的人。你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通过一种近似合理的形式补偿这些人的损失。在我看来，在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采取这种政策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在这种类型的转移支付和普遍化的收入再分配型的转移支付之间你必须进行明确的区分。马斯格雷夫正在讨论的转移支付的类型属于后者，正如昨天Peggy Musgrave发言中提到的那样，当一个国家正在融入全球化的经济并且市场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时，再分配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此言不虚。如果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联邦制或竞争性的国家集团，那么在联邦制国家或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实施再分配政策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Niskanen：我曾经试图概括这些观点中的主要区别，但是与这个星期的第一天相比，现在我感到更糊涂了。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表述方式相当不同。不论表述方式是多么的不同，他们本质上都描绘了规范性的情况。马斯格雷夫描述的规范性情况大多数是他喜欢的结果，而布坎南描述的规范性问题大多数是他欣赏的规则。问题是与我最初的想法相比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区别更小了。表述方式上的区别依然存在，但是其他方面的区别并不太显著。马斯格雷夫说我们应该愿意接受现代生活的规则，因为，一般而论，这种规则会导致他喜欢的结果的出现。布坎南说他希望人们改变规则或恢复以前的规则，例如1914年以前的规则，因为他不喜欢目前这些规则产生的结果。在上述每种情形中论点的本质是不同的，但是在我看来他们俩人的观点似乎都带有结果主义者的味道。我希望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两位教授对这点进行详细地阐述。
马斯格雷夫：我喜欢你的这种论述。虽然我是一个结果主义者，但是我也需要能产生既定目标的规则。但是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我们希望实现的结果。我很高兴地听到布坎南教授也关心结果。与确定基本规则的宪法有关的重要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实际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基本原则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追求什么结果？要不是因为让人心烦的与效率进行权衡的问题，善良的撒马利亚人追求的结果就是一个好目标，但是由于我对于布坎南教授想要得到什么结果一无所知，所以我认为Hans—Werner Sinn提出的问题是切中要害的。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布坎南教授和我在观点上是一致的。我们关注的经济学不应该仅仅是个技术性的问题，而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经济学，包括研究经济学与道德问题的关系。
布坎南：我同意这点。几天以前我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成为结果主义者。当然，我只是一个部分的结果主义者，但是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我正在回答以前的一个评论，除了包括某些最低水平的关于结果形式的预测以外，设计出评价一些可能的规则的方法是很困难的。但是这是什么意义上的结果？形式意义上的结果与具体意义上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在这种背景中我的看法是将市场范式的一般化，即交易范式应用于政治活动，我认为这点是我与马斯格雷夫教授看法的根本不同所在。在存在将社会状况或结果按照好坏排序的意义上我根本就不是结果主义者。我对确立这样的一套规则感兴趣，根据这套规则，具有一定行为特征的人在相互作用的制度中通过相互作用会产生一些结果。我不需要，我也极力反对对这些出现的结果按照好坏进行排序。我感兴趣的是方法、程序，通过这些方法、程序就会出现某种结果。现在如果我开始说哪种程序是最好的，那么无可否认，我就是在对结果的形式进行预测。但是如果我看到某个人有苹果而另外一个人有橙子，那么我不想作出最后的判断，认为苹果和橙子在这两个人之间的某种配置会优于另一种配置。如果我看到这两个人进行交易，并且交易的过程不存在欺诈行为，那么无论这种交易过程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都是令人满意的，这就是我定义效率是什么的方式。在上述意义上，我不是一个结果主义者，所以我确实认为在这方面存在一种基本的区别。
Sinn：如果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的苹果和橙子，你对此有何评论呢？
布坎南：这无关紧要。
Niskanen：我认为仍然存在一些差别。我认为马斯格雷夫教授不会接受一种公平游戏产生的所有结果。我认为从布坎南教授根据某种游戏能否产生他喜欢的结果来判断这种游戏的意义上来说，布坎南教授也不会接受一种公平游戏的所有结果，然而与其他种类的游戏相比布坎南教授对一定种类的游戏似乎更为偏爱并且愿意接受种种结果和既定的价值，从游戏的本质来看这些既定的价值是明确的。
马斯格雷夫：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想补充说明一点，Bill Niskanen这个游戏的类比使我感到不舒服。我认为社会生活不是一场游戏。社会问题不是游戏中的问题。每个人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对于公平的看法也许不同，对于什么才是“正确”的也没有唯一的定义。但是意见一致并不是一个在选择玩什么游戏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而是在实质性的伦理前提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一致。
Niskanen：典型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中公平的概念就是首先人们同意某些规则，然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根据这些已经确立的规则进行。于是表面上看起来你得出了一个独立的结果主义者的论点，这个论点令你反对某些相互作用过程产生的结果。
马斯格雷夫：我衷心希望文化和社会能发展出一套规则，通过这套规则能产生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不想强行规定这些结果应该是什么。正像我所说的那样，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值原则很有吸引力，虽然可能有点儿趋于极端，我希望将天赋的财产权也包括在考虑的范围内。每个人必须决定他或她在追求一致同意的过程中应该做出哪些贡献。
Sinn：下一个发言者是来自Linz大学的Johann Brunner。
Johann Brunner，Linz大学：我想重新谈谈布坎南教授介绍的两种类型的道德社会。一种类型是道德共同体，另一种类型是道德秩序。道德共同体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互相关爱，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有点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当然，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喜欢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也许是因为我们不想依赖于其他人的爱，就像布坎南教授所说的那样。但是问题就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即布坎南教授描绘的道德秩序—是否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一种体制。当然，人们相互尊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这也是市场运行的必要条件。但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一个共同体不仅仅需要人们互相尊重，因为共同体在其成员遇到风险或遭到某种灾害的袭击时还应该提供某种帮助。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确立制度以便帮助处于不利境况的人？这正是福利国家所做的事情，在这方面，我认为除了建立福利国家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当然，我们必须确保福利国家不会过度扩张以及福利国家不会对民众滥用权力。这两种情况发生的危险始终存在着。但是我不认为你可以指责福利国家或公共部门是破坏人们道德标准的罪魁祸首。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正如Josef Falkinger刚才所说：破坏道德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行，也就是说，市场经济鼓励人们追求私人利益，人们追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会得到奖励。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些制度以解决这个问题。
布坎南：你的讲话包含了许多内容。我想谈一谈与道德共同体、道德秩序和道德无政府状态有关的第一点。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你可以运用这三个抽象的模式并且按照这三种抽象模式的某种组合去描绘任何一个社会。在所有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道德共同体，道德秩序和道德无政府状态这三种模式。在道德秩序中，在一个一般性的市场上人们彼此之间互相尊重。如果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灾难，那么在灾难来临时人们必须采取一定方法度过难关。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团结起来形成一个道德共同体。当你与二战期间在伦敦生活的人们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对那段时光非常留恋，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之中。战争本身令英国人产生了道德共同体的感觉。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自然灾害、战争和事故，事实上确实能产生你所指的道德共同体感觉。这就使得一个社会用一个道德共同体代替了原来的一种道德秩序。所以在某些方面，某些福利国家的起源毫无疑问与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想没有任何人认为福利国家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消极的。确切地说，一个国家福利支出存在着一个最低水平的目标，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这种目标对于国家来说是适当的职能。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福利国家过度地膨胀了，很明显福利国家已经变得不可行，这是因为公众不愿意对自己课税去满足福利国家的要求。问题的一部分是福利国家已经扩展至这样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道德风险问题已经变得特别突出。一些福利国家已经创造出了跨代的受赡养的阶层，赡养这些阶层对于这些福利国家来说实在是不堪重负。这种因素在我们看到的本世纪道德改变的过程中是否已经成为一个主导性的力量，我确实不太清楚。我认为我从来没有论证这种因素必定会成为主导性的力量。我总是认为这种因素是改变道德的力量之一，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果你想打破沙锅问到底，追问道德改变过程从何时开始—在休息的过程中我们还在谈论这方面的问题—自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以后，道德的改变过程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了。毕竟，在西方社会中宗教对于道德影响力的减弱可能比福利国家的增长对于道德的影响重要得多。而且家庭的解体对于道德的改变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上述所有因素的相互作用在事实上导致了道德水准有目共睹的滑坡。
马斯格雷夫：尼采不仅宣称上帝死了并且为此而欢呼，共同体的概念，就像布坎南教授提出的那样，也随着上帝的死去而灰飞烟灭。可能是这样吧。但是通过将个体完全淹没在“整体”之中来定义的共同体是一个危险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是围绕着不同的价值而确立的，有的价值令人赞赏，有的价值却令人厌恶。因此布坎南的第三种道德状态是可取的，尽管第三种状态也保持着道德荒漠的特征。按照我自己的观点，我提出第四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个人不仅接受道德状态的信条，而且还要有作为共同体的成员的感觉和对共同体的责任感。
John Komlos，慕尼黑大学：在本次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愿借此机会对在这次为期一周的财政学盛会上我们享受到的非凡的智力上的启迪和激励深表谢忱。我提出的这点与一个历史问题有关，也就是，在我看来，实际上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他们自己是受损者的一定的情形下经常不接受这种结果。我想到了与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或纳粹在德国上台类似的一种情况，例如，在这种情况中失业者或穷人或忍饥挨饿者最终会破坏稳定的政治秩序。我认为美国罗斯福新政也是对人们认为市场竞争的结果特别令人失望而做出的反应。我的观点是福利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们特别不喜欢的市场结果而做出的反应。
Sinn：最后请允许我作出评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
马斯格雷夫：当我聆听布坎南教授非常引人入胜的论文时，我就在想，在这次讨论的结尾如果将所有的论点都通过一种简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于这种简化的方式一般的经济学家都能理解，这种做法可能会非常有用，当然对这种通过几何图形来说明的想法你也不必太较真。虽然这种几何模型不是最优的模型，但是我们至少应该通过几何图形来说明我们正在谈论什么。
图5-1
图5-1的纵轴代表哈耶克的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社会秩序，横轴则代表了共同利益和共同体感。HC曲线代表机会可能性曲线。三组不同的无差异曲线h、b和m，分别代表哈耶克、布坎南和我自己（马斯格雷夫）。注意h组无差异曲线是直线，而其他组无差异曲线是曲线，而且m组无差异曲线比b组无差异曲线更陡峭。在三种偏好形式下G、B和M分别代表最优点。也许应该加入经济效率作为第三维。
布坎南：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图形，我赞同马斯格雷夫教授对这个图形进行的解释，我的观点正好处于马斯格雷夫的观点和哈耶克的观点中间。与图形上马斯格雷夫的所处的位置相比我的观点与哈耶克更接近一点儿。我认为在我的观点和马斯格雷夫的观点之间存在许多差别，这个星期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差别甚至比原来认为的更大，在这些差别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差别就体现在对机会可能性曲线HC的描绘上。在研究政治活动时，我们在为政治能做什么建立模式时背后隐含的指导思想有相当大的差别。现在你可以看到，马斯格雷夫对于他的机会可能性曲线没有任何疑问，因为在他心目中政治活动呈现出一种概念化和理想化的浪漫景象，这正是他喜欢采用的观点。如果我心目中的政治活动也是这种浪漫的景象，那么我愿意采用的观点只会稍有不同。但是我必须采取更加现实达到观点来观察政治运行的方式。无庸置疑这种机会可能性曲线是存在的，但是我发现很难想象我们能够通过普通的政治过程达到图形中非常靠近右边的那些点。在我看来，寻租的多数人组成的联合体以及任何一种民主过程都不会使我们朝着右边的方向走得太远。我们能采取的最佳选择就是通过某种方式努力向哈耶克的选择点移动，但是甚至连哈耶克选择的这点我们都无法达到。所以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研究的开端运用的基本的隐含的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