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已经变得过于庞大了吗？

当一个人回顾西方世界在20世纪走过的历程时，将会发现公共部门的增长已经成为西方世界在20世纪决定性的特征。在工业化国通过公共预算流走的GNP的份额从20世纪初的大约10%上升至20世纪末的40%的平均水平，从最低水平国家的大约30%（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一直到最高水平国家的60%左右（法国、丹麦和瑞典）。虽然公共部门的大多数的扩张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而且各个国家以不同速度扩张，但是这个公共部门增长趋势在西方世界一直保持着。

瓦格纳政府支出增长的预言（Wagner 1893）因此被证明是正确的，即使要完全证明其正确性还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政府支出的增长，如瓦格纳所论证的，并不是一个随机事件，而是一个“法则”，其原因可追溯至三个主要因素：经济中的结构性变革、社会的民主化和对社会正义的日益增加的关注。经济部门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增加，城市化和技术的变革将扩大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的衰落以及作为自我维持的单位的家庭的减少进一步增加了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瓦格纳预期在文明的进程中社会认为具有重要作用的文化和福利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要求提高对分配和社会政治问题重视程度。

所以可列举出一连串的“合理”因素用以解释公共部门不断增长的原因。一种观点是将政府看作是一个自我扩大的利维坦。预算的增长，或者是大部分预算的增长，按照病理学术语来看反映了多数裁定原则的谬论，权力被自我服务的政治家和官僚们篡夺以及财政幻觉（fiscal illusion）。对这个模型我持怀疑态度（Musgrave 1981a）。多数裁定原则既可能导致规模太小的预算也可能导致规模太大的预算，政治家们可能引导和滥用——财政幻觉，也许只按照其中的一种方式行事。投票者可能也相信他们将不花费成本地获得利益，但是他们可能也认为税收是白交了。对此只说一句就够了，虽然财政滥用（fiscal abuse）也许是一个因素，但是这肯定不是主要因素。

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中考察公共部门的增长，很难评价一个特殊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一个勇敢的尝试衡量了美国公共部门的增长中可归功于经济变量（收入、人口和结构变革）的份额还不到总数的一半（Borcherding 1977）但是简单地将公共部门增长中的其余份额归功于扭曲的政治就错了。政治权力分配和制度的变化，包括社会态度的变化都是必须用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合理因素。

我不希望论证公共部门的扩张是最优的以及政策的制定完美无瑕。当然不是这样。但是我确实想说公共部门的扩张是必要的和建设性的发展。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公费教育的增长以及社会保险的出现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保持社会的繁荣市场和一个合理的和强大的公共部门都是必须的，二者缺一不可。

公共物品，像私人产出一样，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成本都需要补偿。必须征税为公共物品融资，即使个人单独购买公共产品的方案也许看起来对他们有好处，但是这种方案税收总额以及消耗性损失上升的幅度将远远超过征税的边际税率。公共部门的最优规模由总额税提供融资时是一种，由收入税或者甚至是增值税提供融资公共部门的最优规模则是另外一种。因此在市场体制的背景下公共部门的规模有一个限制，但是这个限制并不严格，也不容易确立。预算在GNP中的份额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差异很大，反映了不同的环境和社会哲学。向前看，目标应该是改善预算的表现而不是削减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