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致谢
通过有关好判断的研究课题,我试图展示专家调查法已经过时,以及它是如何之差。该课题研究要追溯到我获得教职的那一年,我已没有理由推迟研究该课题,我知道这项课题值得做,超过了之前所做的任何事情,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见效。在我研究了20年之后,一些数据仍在收集,研究课题的时间之长不但超出我的职业生涯,甚至是我的生命。专家们所做的一些长期预测甚至到2026年才能见分晓。但好在多数的数据已经整理,一些令人吃惊的结论已初露端倪,使我没有理由把这项写作计划推迟到退休。
当然,一项课题能够持续多年需要多人的合作。最要感谢的是那些富有思想的专家们,正是他们的耐心工作,解决了一个个几乎是、已经是,或者可能是通常乏味的问题。课题伊始,我就告诉他们,将来写书时无意点出他们的名字,更无意利用事后之明,让读者崇拜那些预测准确的专家,嘲笑那些预测错误的专家。对此承诺我十分有信心。这本书所努力做的是以量变,而不是以人为核心。具体来说,我们将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在不同的节点上,聚焦于人们怎样思维,与预测准确或错误之间的关系。我意识到对专家政治判断结果的认知描述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但我希望研究的参与者们,即使是那些“刺猬式”的专家们,没有感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并不指责他们判断的缺点,因为它们同样适用于我,对此我一视同仁。
另外要感谢给我提供理论和方法建议的同事们,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自我迷失,也正是由于他们,我才避免了犯更大的错误。巴巴拉·迈勒斯(Barbara Mellers)、保罗·泰特洛克(Paul Tetlock)、菲利普·雷斯克伯(Phillip Rescober)在如何设计测量预测技能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指导,该测量方法能够敏锐地感知到专家们在高概率的事件没有发生或者低概率的事件发生时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来自其他学科的同事,包括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智力分析等交叉学科,在该课题长期的研究中,在不同的节点上,提出了许多建议,使最终成果趋于完善。我无法记住课题的每个阶段每个深刻观察的来源,但从1984年到2004年,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下面列举的人应该包括在内:彼得·休德菲尔德(Peter Suedfeld)、阿伦·韦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乔治·布雷斯劳尔(George Breslauer)、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罗宾·道斯(Robyn Dawes)、特里·布希(Terry Busch)、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约翰·墨瑟(John Mercer)、林恩·艾登(Lynn Eden)、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沃德·爱德华兹(Ward Edwards)、罗恩·霍华德(Ron Howard)、阿里·克鲁格兰斯基(Arie Kruglanski)、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乔尔·莫克(Joel Mokyr)、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Herrman)、乔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斯蒂夫·里伯(Steve Rieber)、亚克夫·沃兹伯格(Yaacov Vertzberger)、吉姆·戈德吉尔(Jim Goldgeier)、艾里卡·汉尼克(Erika Henik)、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卡斯·桑斯坦(Cass Sunnstein)、哈尔·阿基斯(Hal Arkes)。在项目完成的最后阶段,保罗·斯奈德曼(Paul Sniderman)和鲍伯·杰维斯(Bob Jervis)在提升本书核心观点方面尤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当然,尽管提出了极具洞察力的建议,但对于本书中事实或解释的错误他们并不承担任何的责任。(https://www.daowen.com)
还要感谢许多以前和现在与我一起工作的学生,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能力,参与到该研究的各个方面。他们包括查尔斯·麦奎尔(Charles McGuire)、克里斯坦·汉纳姆(Kristen Hannum)、卡尔·戴克(Karl Dake)、简·伯恩兹威格(Jane Bernzweig)、理查德·贝特格(Richard Boettger)、丹·纽曼(Dan Newman)、兰德尔·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彭尼·维瑟(Penny Visser)、奥里·克里斯特尔(Orie Kristel)、贝思·埃尔森(Beth Elson)、阿伦·贝尔金(Aaron Belkin)、梅根·伯克威茨(Megan Berkowitz)、莎拉·霍恩布瑞克(Sara Hohenbrink)、珍妮特·波鲁宾(Jeannette Porubin)、梅根·奎因(Meaghan Quinn)、帕特里克·奎因(Patrick Quinn)、布鲁克·柯蒂斯(Brooke Curtiss)、雷切尔·西泰特(Rachel Szteiter)、伊莱恩·威利(Elaine Willey)和贾森·米尔斯(Jason Mills)。当然也要感谢德博拉·豪伊(Deborah Houy)和卡罗尔·查普曼(Carol Chapman)两位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
至于此课题的资助者,如果没有它们在财力和管理上的慷慨支持,该课题就无法持续。它们是:约翰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国际安全项目、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格与社会研究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合作与冲突研究院、帕洛阿尔托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俄亥俄州立大学默森研究中心、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和平研究会、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系伯特教席、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米歇尔教席。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巴伯、珍妮和保罗——对我工作的无限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