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式会更怀疑概括法则解释过去和预测未来的有用性
当年长的刺猬式的人向年轻的同行提出建议时，他们强调了简洁性的优点。好判断要求人们不要理会那种生命极短促之物，它充斥了报纸的头版头条，让我们远离真实的、令人惊讶的简单的作用于长期趋势的力量。他们建议，深层的规律制约着历史，而这些规律是可认识的并且当它们被正确地运用于真实世界时，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也赞同符合伯林所描述的理想类型的刺猬特征的认知典范（一点也不令人惊讶——读过伯林文章的人的数量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欣赏演绎推理，后者用强大的抽象力组织凌乱的事实，区分可能与不可能、受欢迎与不受欢迎。
尽管刺猬式的人对“如何思考”取得了一致意见，但他们就“思考什么”——将正确的内容插入逻辑的机械装置中——却达不成一致意见，这种争论常常很激烈。援引关于动物的比喻，有许多思想上的刺猬亚种，每一个都有其自己的关于事件的基本推动力的独特观点。
刺猬的倾向是尽可能地推动他们最喜爱的第一原则，尽管在无数的场合并不是这样的。例如，戈尔巴乔夫允许“被捕的人”痛诉他们有多悲惨，强调种族地位至高无上的刺猬，是对此最先怀疑的一批人，认为苏联不会让这样的政策继续下去。1991—1992年，新现实主义的刺猬加入“原始主义学派”（primordialists）阵营，认为苏联的解体使得东欧安全了，过去受迫于北约—华约两极世界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压制了他们的敌意。结果，刺猬式加原始主义的组合预测的“击中率”让人印象深刻。即使如此，刺猬在总的预测技巧上并没有受益良多。他们过度预测了冲突：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爆发，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离非常文明，而俄罗斯也没有入侵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乌克兰或哈萨克斯坦。南斯拉夫——已经在1991年就开始分裂——是他们预测“最成功”之处。
1992年，这些刺猬也在有关欧洲货币联盟（EMU）和北约（NATO）预测上接连失手。他们认为这些组织背后的原始动力是苏联侵略的威胁，所以那时他们推测：（a）对于建立跨国的权威而牺牲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主权控制，欧洲人会更不情愿；（b）对美国的核保护伞欧洲人会更少感激，而对于美国霸权的专横习性会更加恼火。有关欧洲货币联盟，为了做出正确的历史类比，一些观察者一直追溯到1776年。他们注意到，尽管有共同的语言和传统，但在《独立宣言》后13块殖民地才小心翼翼地跨越了《联邦条约》的微弱联系。之所以建立更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由对共同辩护的要求所推进的。这些专家补充说，欧洲货币联盟的情感动力是对于重蹈二战覆辙的担忧，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代去世了而新一代却无法体会到德国扩张主义所带来的困扰。另一边对欧洲货币联盟发出提前讣告的人推测，当人们意识到需要做出牺牲以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有关通货膨胀、利率和预算赤字的综合要求时，对于货币联盟的公众支持将会消失。
当然，每当刺猬的一个预测遭受挫折时，他们会提出另一项理由，使他们很好地置身于所声称的有远见之列。刺猬式的制度主义者对于欧元计划能从货币危机、预算减少、几乎成功的选举和政治丑闻中挺过来并不感到惊讶。无论他们是把案例建立在交易成本的经济学还是建立在欧洲人不断演变的政治自我形象上，这个阵营的人都在为这个跨国界政权的巩固和逐步扩张下注。
相反，狐狸怀疑，真实世界的问题可以在没有严重失真的情况被压缩成一个三段论的模板。[18]怀疑的根据如下：
a.关于运用哪个法则一向存在模糊性。正如狐狸所坚决主张的那样，这是事实，即使当理论在政治领域“好得不能再好”：按照候选人的获胜投票策略建立模型。例如，难道我们总是期望两大主要政党的竞选纲领向中间投票人的偏好汇集吗？或者我们应该后退：运用这个定理的条件被满足了吗？这个主题空间是一维的吗？小的第三党或第四党使得所有的预测都无效了吗？这个体系真的是“胜者通吃”吗？(https://www.daowen.com)
b.对于如何弥合在天上的抽象概念与地上的肮脏事实之间的差距也一向存在模糊性。当我们最需要指导的时候这是最真实的。一个狐狸提出应付对手的问题。决策者赋予威慑理论（强调软弱的危险）与冲突的螺旋理论（强调好战性的危险）多少权重？什么时候怀柔政策变成绥靖？什么时候威慑升级到挑衅？另一个狐狸，他知道许多有关东北亚的事情，面对“弥合差距”问题的长长的名单，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反应：“如果你知道答案，那么你比我更能够读懂金正日的心理。”
这种对“亨佩尔式”（Hempelian）议程的不安，将历史归纳为社会科学，这对大多数狐狸来说非常适合。例如，尽管狐狸没有像刺猬那样赋予南斯拉夫战火以高概率值，刺猬也没有对战争预测过度：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与罗马尼亚人，以及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或哈萨克斯坦人，或者——在一个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南非的内战。
刺猬式的原始主义学派拥护者，因其在南斯拉夫案例中的预测成功而对其大加吹捧，但一些狐狸仍旧与演绎的概括法则保持距离，甚至事后依然如此。他们强调事件的复杂性影响，使得战争有可能发生，但依然决非不可避免：种族仇恨的孑遗，铁托时代暂时得到了抑制，经济威胁的力量加剧了潜伏的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欧洲大陆上的两极势力分布的崩溃（随着外部的苏联威胁的消失，相互竞争的对手可以随意重新点燃旧恨），以及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残酷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上台。一个狐狸提出了一个修辞上的反事实：“如果哈维尔（Havel）执掌塞尔维亚的政权，我们还会看到大屠杀吗？”许多因素被迫处在正确的（错误的）位置上，从而导致了这场大灾难。[19]
作为认知方针指导下的问题，大多数刺猬认为被承载理论的抽象裹足不前是愚蠢的。比如，他们常常试图中和相互对立的刺猬的观点，例如那些有关欧洲货币联盟的可行性的观点。最终结果就是，他们做出了不那么极端的预测，但是偏向于“无论什么情况下满足货币统一的标准时都会非常痛苦，虽然有时伴随着倒退，货币统一计划将会断续性地蹒跚前进”的观点。这种方式尽管并不浪漫，但据此狐狸会以更高的预测技巧得分而结束。[20]
几个狐狸评论道，好判断培养了一种促进不同观点融合的“随波逐流”的能力，抓住了推动政治进程的“动态张力”。对这些自觉的平衡者来说，现状常常在不稳定的平衡点上，即使是最具苏格拉底精神的人，“看到真相”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