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对历史似是而非的反事实变更的合理性
从某种程度上讲，向过去学习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是个糟糕的老师。即便以实验科学的宽容标准去衡量，克利俄（Clio）[1]给出的回应也少得可怜：当我们需要确定因果关系时，她从不提供给我们确切的比较案例（那些案例在反事实中被当作有问题的领域而被排除在外），而且她经常吝啬于给出哪怕是粗糙的现实世界比较案例，以供我们进行有根据的猜测。对照组仅“存在于”——如果这个用词正确的话——观察家们的想象中，他们必须猜测历史可能的发展，比方说，假设在1938年的慕尼黑阴谋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不是张伯伦而是丘吉尔（我们可能会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吗？），或者假设美国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对苏联采取了更强硬的行动（我们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2]
但是我们，作为学者，不应该逃避所有的指责。现在大量的实验证据都证明了我们的认知弱点：我们总是想要草率跳过推理步骤，过快地从不明确的证据中得出坚定的结论，而当反驳的意见逐渐出现时，我们的想法转变得又过于缓慢。[3]指责如果公允的话就应该承认学习是困难的，因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专家，评估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时也无法应对这一过程中所固有的复杂性、模糊性以及不一致性。生活抛出了令人迷惑的事件，以至于深思熟虑的观察家也感受到解释的压力，因为政策风险太高了。然而，仅仅想要一个解释并不意味着就有现成的答案，为了完成历史的终极解释，观察家们必须以他们对世界运行的最深层假设为基础创造一个详尽的故事，将缺失的反事实对比方案填补出来。[4]
这就是愤世嫉俗者提出从抽象的政治倾向中推断出具体的反事实信念十分容易的原因，经典的例子便是鹰派和鸽派在施行更强硬的影响策略好还是更温和的好之间反复地辩论。[5]主张施行威慑的鹰派确信，如果以卡特的连任替代里根的任期，冷战将会持续比实际更长的时间[6]；而主张安抚的鸽派则相信在同样的假设安排下冷战将会结束。纵观整个冷战时期，核威慑的鹰派辩护者论辩说，通过引发大国政策中的谨慎和清醒，核武器使我们自己挽救了自己。但是鸽派批评者回应说我们只是非常幸运，如果有一位异想天开的神明将冷战历史重演一百次，每一次的初始状态只有较小的随机变化，那么核冲突将成为普遍结果。[7]对此种判断很有自信的世界政治的观察家们宣称这一反事实观点本身就是显而易见的。不论反事实信念的形式逻辑呈现怎样的状态，信念的持有者总会认为它们是事实。这几乎就像专家们在告诉我们：“当然了，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刚刚从我的替代宇宙传送设备中旅行归来，我可以向你保证，那里发生的事件与我的预想完全吻合。”
因此，我们的首要事项是要确定反事实论证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理论导向的、由普遍到特殊的事件，其中的观察家们从他们的世界观推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内什么才有可能。这个恰当的心理模式是不是一种概括法则式的三段论，其大前提是“这一对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归纳是真实的”，小前提是“这一归纳包含了这个案例”，结论是“如果这个案例中的细节发生变化，这一归纳能够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或者，反事实论证是不是一个混乱的由特殊到普遍的事件，其中观察家们经常令自己惊讶，并在历史的混乱中发现他们从未预期找到的情况？他们是否经常开始思考一种匪夷所思的结果，但会根据新的证据改变他们的想法？
常识告诉我们，每一个假设必须基于一定的事实。如果我们不依靠自己的先入之见组织过去，我们会陷入不可救药的混乱，并感觉每件事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时，如果我们只依靠自己的先入之见，我们就会一意孤行、心胸狭隘，没有什么能促使我们改变自己的想法。然而，常识只能带我们走这么远。作为观察家们的认知类型与反事实的政治内容这二者的一种功能，理论导向与数据导向论证的混合如何变化，对此进行的实证探索是无可替代的。
本章检验了两个核心假设。第一，刺猬会更倾向于从普遍到特殊的演绎式论辩，而狐狸则更倾向于从特殊到普遍的归纳式论辩。如此一来，从意识形态倾向预测专家们如何反应，对刺猬的预测应该比狐狸更容易。第二，反事实论辩的逻辑是复杂的。某个人会同意一部分的虚拟条件却不同意另一部分。例如：“假设斯大林能够挺过1953年3月的脑出血，但在神智受损的状态下，核战争可能在其后不久便会爆发。”某个观察家或许会承认前提的可变性（如果斯大林的医疗条件不同，他可能会活得更久），但仍然坚称，如果斯大林已经明确要杀死所有人，即便一个受挟制的政治局也会阻止他这样做。因此，该观察家会不同意这个连接前提与结论暗含的关联原则。这个分析间接表明反事实论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与前提多变性相关的历史细节很敏感（在节点是否有弹性的空间？），第二阶段则受控于前因—后果连接和长期后果的理论导向的评估（可容许弹性摆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会是什么？）。
为检验这些假设，我们需要在探讨每个历史领域时满足一系列的测量前提条件。技术附录详细列述了这些前提条件，包括对特定反事实情景——该情景深入每个针对不一致反事实情景的逻辑辩护可能方法——反应时的认知方式、意识形态或理论信仰的反应的可靠和有效的测量标准。接下来的部分总结了在每个领域中危机时刻的历史规律、为激起这些规律的信徒们愤怒地拒绝而选择出来的反事实调查，以及主要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