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对简单的历史类比更加谨慎
狐狸在萨达姆·侯赛因与希特勒、F.W.德克勒克（F.W.de klerk）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戴高乐与叶利钦、普京与皮诺切特（Pinochet），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沙特阿拉伯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伊朗之间的随意的比较中发现了真相的内核。但是他们也意识到每个类比中的不完美：他们关注假设—证明不成立间的不匹配与假设—证明成立间的匹配。正如接下来的例子所表明的，对于同样的案例，狐狸比刺猬更倾向于援引多重类比。
俄罗斯（1992年年初）
悲观的刺猬找到了许多对俄罗斯的未来感到绝望的原因。一个流行的类比是与塞尔维亚的，这个类比警告说，一个主张民族统一的俄罗斯将会发动战争，使它的同胞——那些突然发现他们站在苏联解体后的错误的国界一边的人——重新融入俄罗斯。一个更加不祥的类比援引魏玛德国的幽灵：它告诫道，伴随着完全崩溃的是一场泛斯拉夫主义的凶猛反弹。想象到的不是一个像米洛舍维奇（Milosevic）一样的“二流暴君”，而是一个俄罗斯的希特勒。
这些悲观主义者——再一次以经典的刺猬的方式——提出了一套更具说服力的论证。他们告诫道，这种民族统一主义的危险是如何因俄罗斯人“政治上的不成熟”而加剧的：“几代俄罗斯人已经被灌输‘私有财产就是盗窃’的思想。”他们警告，经济改革将会多么痛苦，低产量将会如何暴跌，高通货膨胀将会如何暴涨，以及“魏玛俄罗斯”是如何为法西斯主义的蛊惑准备了成熟的条件。而且他们指出民主制度合法性的岌岌可危以及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内部人士对私有化破坏的威力。
这些悲观主义者也看到了以下令人不安的征兆：依然作为一个核大国的俄罗斯，在没有其他事情发生的情况下，自身可能分裂，形成藩镇割据。他们提到，在苏联解体的18个月内，俄罗斯军队将会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以及两次警告车臣的恐怖日益迫近）打响种族战争。正确的类比适合于解体前的南斯拉夫或奥匈帝国。一个专家暗示，到1997年俄罗斯所控制的范围只有其在1992年的一半。
乐观主义者反驳道，俄罗斯现在具有一个西方国家的许多特征。他们认为，与刻板印象相反，俄罗斯并不是极端仇外或反对经济激励。一个乐观主义者喜欢用他所听到的、被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使用的单词“sovok”[21]，来描述他们在极权主义下的倒退。富有思想的俄罗斯人意识到有必要改变他们自己固有的心理，从思考“谁将消灭谁”转为思考和解、说服和互利。
相反，乐观的刺猬指出，皮诺切特作为铁腕领导的模式是可以实现的。尽管甚至是最乐观的人也不会声称俄罗斯有构成“公民社会”的要素，但一些人相信，在一段开明的专制之后，俄罗斯可以在未来十年内成为一个“标准的欧洲国家”。
狐狸也分为乐观者和悲观者，可是他们照例对于极端预测退避三舍。多数支持“渐进决策”的情景，胜过严厉的专制主义或内战的世界末日情景，或者自由市场和民主的美好情景。狐狸很欣赏经济规律隐藏的休克疗法的时效力，但是他们也支持下面的警告：快速的转型可能引起严重的反弹，而且如果没有适当的法律基础，私有化将会仅仅使权贵得益。狐狸把俄罗斯人看成“极度的矛盾体”：他们既羡慕西方又恨西方，希望威权主义同时渴求自由，不喜欢资本主义但是惊叹其产品。骑墙派的狐狸把赌注压在了预期俄罗斯将会在西方发展观念的进步和后退之间曲折前行。[22]
印度（1988年年中）
悲观的刺猬看到了对和平和繁荣的两大主要威胁：由宗教暴力所引起的混乱和由过度调节而引起的经济停滞。最忧郁的人预期，如果印度人民党（BJP，一个印度教激进主义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将会在印度重新点燃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而且会促发与巴基斯坦的争端，并可能升级为常规战争甚至是核战争。他们把印度人民党比作魏玛共和国末期的纳粹党（以魏玛作类比又一次出现了）。[23]一个悲观者扩大了比较：“当然，我看到了相似点：印度人民党是雅利安至上主义者，他们指挥党的暴徒反对那些不受欢迎的少数。那应该听起来很熟悉。”另一个悲观者把印度的特征描述为“在地缘政治上来说是孤立的，在经济上是脆弱的……而且在接下来的十年注定会陷于宗派的暴力事件”。
乐观者反驳说，印度人民党知道必须使其成员中的极端派变得温和：“尽管它的领导者有策略地激起了宗教热情，但他们也知道暴力将会使中产阶级转向，而中产阶级恰恰是他们必须寻求支持以赢得权力的人。”一些乐观者甚至认为，印度需要一个印度人民党政府来打破裙带关系的恶劣影响以及国大党长期执政所带来的无效率。1993年，在一个五年的跟踪评估中，另一个乐观者坚持认为，不论谁组建在新德里的政府，由拉奥（Rao）政府在1991年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计划将会是不可逆转的，并且将会把印度从一个“受束缚的巨人”变为一个经济强国。
到1998年，狐狸更接近于寻求平衡。印度人民党确实取得了政权而且打了一张挑衅性的核武器牌（一系列的地下核试验激起了巴基斯坦报复性的试验）。但是印度人民党并没有像纳粹那样，支付它以前开出的账单。它主政期间，政体相对合理，并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它把印度慢慢地引向早就该实行的经济改革。印度经济在增长但没有中国那么快，增长速度刚好赶上人口增长的步伐。
哈萨克斯坦（1992年年初）
一个刺猬式的悲观者——采用过低的门槛，警告种族间暴力几乎无处不在——把哈萨克斯坦描述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南斯拉夫……一个处于沸腾的边缘的多民族大锅。”他担心从苏联继承下来的核武器落入极端分子之手。核内战或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是悲观情景中最让人沮丧的。
刺猬式的锋芒人物把哈萨克斯坦看做一个潜在的富裕国家，它拥有大量石油和矿产储量。有人把纳扎尔巴耶夫（Nazarbayev）总统描绘成一个阿塔图尔克（Ataturk）[24]式的人物：一个机智的、世俗的政治家，知道怎么样安抚哈萨克人的愤怒，消除俄罗斯的恐惧，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有能力一手镇压一手收买国内的反对派。
狐狸略微偏向于乐观者，但是他们看出两套论证中都有可取之处，而这种思想开放（或骑墙的）的习惯让他们受益匪浅。哈萨克斯坦的未来远远不是悲观者所担心的那样没有希望，但是经济增长率也远没有达到乐观者的设想，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法治和民主化问题。[25]
波兰（1992年年初）(https://www.daowen.com)
尽管严格地根据具体的实践，以及因对安全网络的忧虑而产生的敏感性，休克疗法有所变化，但其政策有足够多的相似之处，成为苏联解体后的政策类文章中激烈争论的焦点。左翼的刺猬并不掩饰他们对休克疗法的倡导者的愤怒，后者建议国家努力完成从国家控制的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他们认为波兰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将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而不是经济繁荣。预期的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所导致的必然的反弹为蛊惑者——“波兰的庇隆”——上台铺平道路。蛊惑者对波兰所做的就像庇隆对阿根廷所做的：使他的国家倒退数十年。
这些观察者过高估计了转型中的痛苦和不稳定性，不仅指波兰，而且指其他几个经济体，包括捷克、匈牙利、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庇隆式的蛊惑者仍然在这些国家掌权。但是这些观察者也有对的地方，那就是确实有一些反弹而且重构的共产主义政党有时确实重新执政。这些政党是社会主义的，但有时仅仅是名义上的，他们不愿修改这些看起来正在起作用的经济规则。
持新古典经济学信仰的刺猬是对的，那就是如果正确地实施他们的对策，最终将会使垂死的经济焕发新的活力：“同样的规则在玻利维亚起作用，在波兰也发挥作用。”但是，这些刺猬对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反对改革的强度并不敏感。一个刺猬评论道：“我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但是只有当他们所做的被大家开始理解时我才告诉你。”
狐狸犯了许多前面所提到的错误。尽管平均来看，狐狸将不同的类比和概括法则编织在一起，能够很好地定位，从而获得了一些预测的成功，避免了两个刺猬阵营的一些更大的失败。[26]
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1992年）
在苏联解体后，许多刺猬式的“必胜信念者”预言社会主义制度即将瓦解，并将会蔓延到东欧之外。一些预测直接击中（例如，埃塞俄比亚），但是其他的尚未实现（例如，朝鲜、古巴）。
最忧郁的刺猬对朝鲜半岛的想象增加了对核灾难的恐惧。用一个政权的即将倒台、希特勒在地堡的情景描述了朝鲜的领导层在疯狂的绝望中猛烈攻击南方。第二个情景描述的是在平壤的一个更加理性的领导层从事于计划核讹诈，而且如果需要的话，通过“发射一些放射性的炮弹越过非军事区到首尔市中心”来加深这种威胁。第三个情景包括了朝鲜政权罗马尼亚式的倒台，伴随着的是相互敌对的军事部队和安全部队间的大规模激战。内战不会持续很久——因为资源不足——但是几十万人将会死于暴力、饥饿和疾病。韩国将会继续存在并清理这些受辐射破坏的废墟。
更乐观的情景把朝鲜的最高领导层设想得不那么固执僵化。一个论点认为金正日是一个秘密的改革者，在他的父亲去世后，开放朝鲜引进外国投资同时继续对政治形势严加控制。最乐观的情景认为朝鲜将会逐步自由化，同时朝鲜半岛按照德国模式实现统一。
狐狸超越了以上分歧。多数把朝鲜的领导层看做狡猾的精神变态者，他们懂得权力的逻辑以及他们不得不打的手上牌的弱点，因此需要大量的外强中干的威吓。他们也期望巧妙地通过核讹诈以获得食物、石油以及硬通货，这些对维持政权的“复杂的庇护网络”至关重要。他们同样期望痛苦而缓慢地向外国投资开放，因为“没有什么比引起动荡更让朝鲜领导层更担心的了”[27]。
再转向古巴，右翼的刺猬认为，随着苏联援助的消失，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很快就会垮台。狐狸告诫道，这些预测中简单的傀儡政权模式存在三方面的问题：（1）古巴领导层从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中吸取了教训。卡斯特罗不会走自由主义化，但他在被迫这样做之前，会清除党内的朽木。（2）卡斯特罗是一个“学得快的人”，而将会“镇压完全技术类型的官僚，这类人在苏联取代了保守派”。而且“他不会重蹈那些自负的暴君（在尼加拉瓜、智利等）的覆辙，这些人信任他们自己的宣传，下令举行选举而招致失败”。（3）与东欧国家政权不一样，卡斯特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保留了一定的合法性。“尽管对他不满的比率也许很高（谁真的知道），但没有反对派把这种不满给动员起来。而且卡斯特罗仍然能够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的禁运。尽管是陈词滥调但仍旧是事实。有了像美国这样的敌人，卡斯特罗也许不需要朋友。”
狐狸作预测时，结合了经济困境和政治稳定，加上与美国的持续僵局和对硬通货的疯狂争夺，因此他们是更好的预测者。但狐狸并不同意刺猬做出的有关古巴政权已经不合时宜而即将崩溃的预测。但同意“在菲德尔之后，所有的投注都是不恰当的了。这两个国家注定——在地理上和人口统计学上——非常接近”。同时，狐狸并没有被适时脱离的辩护所打动。某一狐狸转述了凯恩斯的话：“当然，从长远来看他们是对的。但是从长远看，甚至菲德尔也会死去。”[28]
沙特阿拉伯（1992年）
刺猬式的观察者预言占统治地位的沙特王室家族的倒台会造就政变和革命的先例，从而使得未来的50年内中东的君主制遭到废黜，他们特别强调伊斯兰革命粉碎了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他们也毫不费力地提出了支撑这个预测的原因：在瓦哈比教派中对伊斯兰教教法更严格执行的要求持续增长，政府愈演愈烈的腐败和合法性的丧失，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将会逐渐吞噬这个原本富庶的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想要民主而对政府日益不满，中下阶层的沙特人日益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将会让他们接受宗教激进主义者的诉求。一个悲观者若有所思地说：“沙特人有分裂的人格：一部分是伊斯兰教的梵蒂冈，一部分是世界的加油站。”另一个悲观者把大多数的沙特王子看做“贝弗利山庄的亿万富翁的阿拉伯版本”。
至此，我们应该接受狐狸的习惯，对拍手叫好的类比持谨慎的态度。狐狸倾向于两方面的声音，但是更侧重于以下刺猬的意见：他们强调巨大的资源由国王所控制，军队和警察的忠诚，以及过去对付反对派时威胁或招安手段的熟练运用。某一狐狸，为回应“山庄上的亿万富翁”的评论，注意到：“也许就是如此，但是那样做对他们有利。早在20世纪70年代，伊朗国王就曾告诫法赫德国王应该以伊朗为模板进行现代化以免他失去王位。法赫德回应道，他感激国王的建议，但是雷萨·巴列维（Reza Pahlavi）不应该忘记他是伊朗的国王，而不是法国的国王。盲目照搬可能是致命的。”
相对来说，狐狸没有受到伤害。他们更倚重于现状的延续的观点（用一个狐狸的话说，“在反对政府上投注通常是一个坏的投注”）。但是他们承认一个风险，那就是沙特精英喂养的“老虎”（对恐怖主义怀有同情态度的清教徒式人士）可能最终“把他们咬成碎块然后再吐出来”。那些刺猬过早地把沙特王室扫进了历史的灰堆，从而导致他们的表现下降。[29]
类比的视角看战争与和平的根源
对类比的绘制中，必须讨论20世纪两个关键的地缘政治类比——慕尼黑绥靖事件（威慑理论家的指导原则，他们担心示弱反而招致无情的对手施加更大的压力）和一战前的六周危机（冲突螺旋理论家的指导原则，担心误会将会导致大家都不希望发生的战争爆发），否则将是不完整的。冲突螺旋的观察者降低了以下发出强烈危险警告的门槛：宿敌点燃新的战火的危险（从塞浦路斯到戈兰高地到克什米尔到韩国非军事区），以及新的核大国用他们的武器对付老对手的危险。一个刺猬式的螺旋理论家预言在克什米尔有一场核战争“将会逐步地由游击队的前哨战，引起印度人的报复性的打击，反过来……而最终伊斯兰堡或新德里将逐渐相信他们处在一个‘使用它们否则失去它们’的境地，先发制人的打击是必要的，许多人突然死去，甚至超过了二战”。他感觉到先发制人，对于长期处于危险状态的双方之所以有强烈的诱惑力，也因为没有一方可以保证在短时间内有二次打击的能力。“一战前战争逐步升级时，僵化的动员时间表困住了欧洲各个大国。”他看到了两者的相似之处。
刺猬式的威慑理论者并非不考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尤其是实力雄厚的美国无意“激励”良好行为的地区。而且他们毫不怀疑“流氓国家”积极计划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控制的，只要发出威慑的信息：此信息应该以“发展”或“使用这些武器”为开始，以“这将会是你、你的政权，甚至可能是你的国家的末日”为结束。这些威慑的谓语是“发展”还是“使用”取决于判断的合理性。那些倾向于先发制人的人担心武器落入冒险的领导人手中或救世主自居的运动中。那些倾向于把遏制和威慑看做稳定的人，没有理由假定“萨达姆·侯赛因比斯大林（有触发核按钮的权力）怀有更多的死亡之心”。“这些家伙是高明的幸存者。”一个威慑理论者提出了反事实的看法，如果纳粹德国是在一个相互确信摧毁的世界中，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是希特勒——20世纪邪恶非理性的典型人物——也会表现得很谨慎。”
狐狸围绕着中间路线进行分析。他们承认和平需要灵活地处理各力量的关系以及履行可信的威慑承诺。但是他们也看到了激怒孤注一掷的国家和引爆冲突螺旋的危险，而这通过移情的姿态是可以避免的。这些狐狸给两个相矛盾的命题都留有心理上的空间：（a）核扩散并没有像假定的那样危险，因为这样的武器（与确保二次打击能力交织在一起）反而导致决策谨慎；（b）核扩散，同样如广泛假定的那样危险，因为领导层缺乏100%的信心掌握和控制每个新兴的核国家，每个扩散的例子都有净效应——在减去相互威慑的效果后——增加了核战争的可能性。[30]一个狐狸总结道：“我没有足够的聪明知道谁是对的。我不确定任何人是对的。在核战争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多少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