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历史

苏联 历史

竞争的图式　从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式出身来看，保守派的观察家们视苏联为本质上极权主义和压迫性的结合体。斯大林主义并非某种偏误：这是列宁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自由派的观察家们则会接受更多关于苏联政治的多元观念，他们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以来该党的教条主义与改良主义集团之间的分裂，并没有看到从那时开始实施的路线有任何预先注定的成分。[8]这些观察家认为这个制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解体并非戈尔巴乔夫“大鸣大放”和改革政策的必然结果。

反事实探究　上述相互竞争的图式对几乎实现的特定情景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倘若苏俄历史从1917年重新开始，通过想象不同人物掌控政党机构时会发生什么，保守派认为的“改写”历史的灵活性远小于自由派，这些想象的反事实诸如“如果苏联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初将斯大林赶下台，苏联将会比实际情况早50年向着更宽容、更温和形式的社会主义迈进”，或者“如果马林科夫（Malenkov）在后斯大林的继承斗争中获胜，冷战在20世界50年代而不是80年代便会终止”，或者“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进程中是个更精明的策略家，苏联至今仍会存在”。保守派倾向于认为只有强大的外力才能产生历史的差异，因此他们只愿意接受将重大原因排在前面的反事实：“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序和悲惨，就不会发生十月革命”或者“如果没有里根的强硬政策，冷战就不会像实际情况那样和平而迅速地结束”。

发现　表5—1说明，意识形态是抵制不一致的几乎成功的反事实的有力预测因素，但它主要是支持人们对基于更本质的、“理论化的”信念体系辩护的抵制，这些辩护或挑战了关联原则或援引二阶反事实。对苏联的对立形象持赞成意见的苏联问题专家们很少在前提的可变性上产生分歧：马林科夫是否能在1953年得到政治局足够的支持而获胜，或者戈尔巴乔夫是否能在1985年获得足够的支持而获胜。要想在苏联问题专家们之间看到一次激烈的争斗，非常有必要将焦点集中在这些对前提条件进行的小规模调整对大规模历史结果的影响：马林科夫是否会更迅速地带来冷战的结束，或者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团结的工作上是否有做得更好的可能。[9]

讨论　历史观察家们在判断反事实观点的不同部分时采取不同的标准。如何对“如果……会怎样”情景中的“如果”前提进行评估的最初“决定”，似乎总是受制于依据特定历史角色遭遇特定挑战的估计而产生的强烈的叙述预期。人们发现很难抵制“如果……会怎样”情景的诱惑，尤其是当这些叙述一致性被某些意外破坏时，例如当他们得知一个几乎成功的投票结果，或得知异常宽容或偏执的领导人掌握权力，或者掌权者丧失了上帝的恩宠，或者健康的人突然死去。我们对这些预期被打乱的自然反应是“排斥”，揣测倘若不是……事情会如何发展。然而，一旦人们陷入反事实沉思的诱惑，他们需要依赖关于因果的越来越多抽象的、充满意识形态的信念，以此弄清这些发展的更长期意义。[10]

这些归纳的一个重大例外是斯大林。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前提的可信度以及在斯大林主义反事实的条件性关联上都具有强烈分歧。相比于自由派，保守派很难想象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共产党会清除掉或者想要清除斯大林。保守派的观点将斯大林主义（不仅仅是斯大林）视为列宁主义的自然衍生阶段，清除斯大林的反事实破坏了最低限度改写的规则。但是这一反事实可以顺利通过对苏联政策持有偏自由派观点的人们的最低限度改写规则。

如果斯大林被赶下台将会发生什么，对此自由派和保守派同样有分歧。像大部分历史反事实一样，这一个反事实并没有详细说明弥合前因与后果逻辑差距十分必要的复杂的关联原则。为了将反事实联结在一起，有必要假定苏联共产党内戈尔巴乔夫式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会掌握权力并引导苏联通往社会民主。保守派将这个观点视为异想天开。整体来看，这些资料对两种对立的诠释都是开放的。一种假设坚称，比起右派，左派视历史为更可变的、偶然的和不确定的。另一种假设坚称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历史哲学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有某些关于苏联的特殊东西激发了左派的对错失的可能性的渴求认知，以及右派的对不可避免的镇压和扩张主义的愤怒谴责。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一个状态，它激发左派的恐惧与憎恨能够与苏联曾经激起右派的恐惧和仇恨相比，我们就会注意到一种颠倒意识形态认同和反事实信念之间的相关的迹象。南非便是分别区分这些假设的理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