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输赢声誉投注的反应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聪明人可能是差的贝叶斯学者。数十年针对“认知保守主义”的实验室研究警示我们，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也倾向于成为倔强的信念更新者——极不情愿承认错误并顽固地为自己之前的立场辩护。[5]而关于认知模式的数十年研究警告我们，比起狐狸式专家，符合刺猬式特点的思考者们问题更突出。[6]第3章说明了刺猬着迷于那些宏观方案，这些方案承诺能够解释很多，但却并不能转换为很多预测的成功。如此说来，刺猬们应该比狐狸们更易于因期望不确定而沮丧，因确定而高兴。假定保持积极的情绪均衡是一个共同的欲求，那么刺猬专家们应该更加努力，以极其尴尬的细微谨慎来中和那些不确定的数据，而对符合自己偏好的确定数据则只停留在表面判断上。

图4—1表明刺猬进行了更大胆的声誉投注，并且对自己和对手视角的条件性期望进行了明显的区别对待，以此赌上了更多的职业声誉。但是他们的时机选择并不恰当：当他们明显错误（他们预测的最有可能的未来没有发生）时所做的这些惊人的预测，要多于自己明显正确（他们预测的最有可能的未来发生）时。如此，按照贝叶斯理论的设定，当刺猬们输掉赌注时，他们遭受的信心“打击”比同一情况下的狐狸更大；但是当他们赢得赌注时，他们所享受的激励只是与同等情况下的狐狸持平。[7]

图4—1

刺猬、混血者（刺猬式狐狸和狐狸式刺猬）和狐狸在面对预料之内或之外事件时改变想法的意愿对比，以及实际信念调整量与根据贝叶斯理论描述应进行的信念调整量对比。

但是投注是一回事，偿付则是另一回事。只看预测者们对输掉声誉投注的反应，图4—1表明不论是刺猬还是狐狸，他们改变自己想法的程度都没有达到贝叶斯所说的他们应该达到的程度。但是狐狸的改变比刺猬和混血者更加接近贝叶斯的设定方向，这一较大改变之所以非常引人注目，是因为以下的事实：根据贝叶斯更新规则要求，狐狸的改变应比其他群体的改变少。狐狸完成了设定改变量的59%，而刺猬只达到了设定的19%。实际上，在两个地区性预测练习中，刺猬向着贝叶斯定理所设定的反方向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即便预料之外的事实发生以后，刺猬提高了对他们以前观点的信心。这一模式已经不仅仅是反贝叶斯式的，它与所有常规的信念调整理论都发生了矛盾。[8]

再来看预测者们对赢得声誉投注的反应，图表4—1表明，当贝叶斯理论需要他们再次确认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时，包括刺猬式、狐狸式和混血式专家在内的每个人都迫切地想要扮演贝叶斯专家的角色。这一情况下，狐狸的信念调整程度在设定额的60%附近浮动，刺猬的调整量则在设定额的80%左右。(https://www.daowen.com)

综合来看，这些结果重现并扩展了两个经典心理学效应。一个是认知保守主义：人们不愿承认错误和更新自己的信念。[9]另一个是“自我服务”式的归因偏见：人们总是热衷于将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内在”原因，比如某人观点的明智，而失败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为外部因素，比如任务艰巨、不公平的测试环境或者运气不佳。

心理学家们感到欣慰，因为他们在实验室得出的效应理论与混乱的现实世界如此吻合。但是，对于那些相信如果人们能够遵循贝叶斯的理性准则行事，那么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的人们来说，这些效应并不能让人感到欣慰。从后者的立场上来看，理解专家们的这一想法非常关键：在他们“回答错误”的情况下，专家们如何依然对他们之前的信念如此自信？他们启用哪种信念体系辩护使之不再因预测失灵而难堪？刺猬是否比狐狸更依赖这些辩护？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一个关于好判断理论雏形的浮现：一个提出了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的理论，其中那些自我批判的思考者能够更好地追踪到发展中情况的矛盾动态，能够更谨慎地看待自己的预测才能，更准确地回顾自己的错误，更少倾向于将那些错误合理化，更有可能及时进行信念更新，并且——作为这些优势的累积结果——在进行新一轮事件的预测时，能够更准确地定位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