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可检验的假设

综合激进怀疑论的不同理由，我们能够理解人们发现他们自己摆出某种看似不合理的姿态是多么合理，专家们对于我们了解未来的能力提供的帮助极少，也许什么也提供不了。此外，关于世界的不可预测性，怀疑论者要做可检验的预测。激进怀疑论的6个核心原则如下：

1.揭穿谎言的假设。人类与黑猩猩和不同精密程度的外推算法的对决。如同天气一样，政治世界也有动荡之时：在政治和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专家意见的消费者——感到急需指导，但是这种指导最无用处。即使是最精明的观察者也无法超越随机预测发生器——其功能相当于掷飞镖的黑猩猩——赋值现实的似然性于可能的未来。

当然，一个人什么时候进入或退出动荡并不总是明显的。动荡是例外。事后比事前更容易准确地找到——在旧有的可预测性模式失败和新模式出现之际——标志着性质改变的临界点。[41]动荡的小插曲中间是长期的稳定性时期，正确的效能基准线不再是误打误撞。因此，我们应该更上一层楼，询问专家能否不仅胜过黑猩猩，而且能够胜过不同复杂程度的外推算法。技术附录描述了几种这样的算法：（a）将概率和结果相连的概略基准率算法，与在狭义或广义界定的比较的案例总数中那些结果出现的频率相对应；（b）谨慎或大胆的具体案例外推算法，对在我们样本中的每一种情况，预测其从最近至不远的将来的延续；（c）形式统计方程（例如一般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在数据集内组合出预测者的最佳线性组合。

如果我们以前客观与统计的预测工作是一种指导，我们应该期望，相比于形式统计预测的表现，人类预测者的表现所达到的水平更接近于黑猩猩和简单的外推算法。尽管有一个附加捻度。心理怀疑论者补充道，许多人甚至会低于外推算法。当好的基于实例的故事因为人们期望不同寻常的结果而流传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会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些故事上而忽视对此警告的基准率。政变、经济崩溃等在大多数地方是罕见的事件。对它们的预测大幅度增加了犯错的可能性。[42]

2.来自专家意见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如果专家在预测上战胜了黑猩猩和外推算法，激进的怀疑论者会有一个备用计划。他们可以争辩说，无论专家在什么方面具有适度的优势，我们都会很快地达到收益递减点。《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细心读者有可能像知名的地区研究专家一样熟练地找到预测性提示。因此，从平均来看，加拿大问题的专家——他们在精英主导的媒体中随意地追踪有关苏联的事件——应该像公认的苏联问题专家那样把现实概率应用于预测苏联可能的未来。相对于在专业领域内的专家，业余爱好的侵入者的“胜利”和“失败”的频率差不多。(https://www.daowen.com)

3.大出风头假设。我们已经为激进怀疑论的又一个有悖直觉的推论奠定了基础：对那些超过或达不到最低限度表现要求的基准者，很少期望一致性。确实，偶尔地，由于被预测的结果之间的互相关联，有些人做得好一点，有些人做得差一点。这些“非常幸运地”预测到了苏联解体的人，也应该享受到对东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一系列成功预测的好处。但是，应该没有如下假设：（a）专家在其专业领域内是一个良好的预测者，在专业领域之外也是好的预测者；（b）有确定观点或思考方式的专家在一个历史节点做得好，在其他节点也会做得不错。

4.能说会道的过于自信（或吹牛）假设。尽管超越一个绝对最小值的知识不会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但会向专家提供认知资源，以找出更详尽和更令人信服的预测理由。因此，随着专业知识的提高，预测的信心应该比预测的准确度提高得更快，在我们达到专业知识楼梯的最高梯级的时候产生了大量的过度自信。专家最具特色的认知标志应该是那些相对极端和详尽论证的概率判断，这些判断抵制与此不一致的证据。

5.声望、财富和权力诱惑假设。专家们被要求向媒体、公司或者政府提供他们有关时事的观点越频繁，提供名言隽语和良好的原声摘要的诱惑就越大。与局外人交流时自我的提升就像专业知识本身一样，应该被视作一种提高信心而不是准确性的因素，这进一步刺激了过度自信。当然，因果关系也会在另一个方向起作用。媒体可能受到专家有魅力的过度自信的诱惑。

6.无限持续的错觉假设。激进怀疑者在“谁预测什么是正确的”方面预期得到最小的一致性，它超越了时间和主题。但是心理学家并不惊讶，人们执意相信有大量的一致性存在，相当于篮球中的投篮顺手。[43]这种一致性的错觉根源于认知偏见（对于机遇的运作方式的普遍误解）和动机偏见（相信我们不必反复无常地作出生死决定的需要）。因此我们应该这样预期：（a）公众希望专家可以提供什么和专家能够提供什么之间存在着落差，而且频繁出现。（b）无论何时，历史动力扩大了以下的落差，即多么绝望的人们对指导的需求，与多么有技术的专家提供的指导需求。两者之间的落差会逐渐增大，而且频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