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较早选择点上改变历史方向

在较早选择点上改变 历史方向

西方兴起

竞争的图式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困惑于这样的问题：公元1400年至1700年间一小部分欧洲人以及他们的殖民地分支是如何向全球施加如此不成比例的影响的？由此产生的辩论学者们呈两极分化。其中一个阵营是宿命论者，他们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在地缘政治上掌握统治权都是不可避免的。按照达尔文主义，西方文明在社会生存竞争中占据关键优势：根深蒂固的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传统，即一种鼓励人们在俗世获得成就的宗教，以及一种分立的多态体制（防止单一权力控制其他权力，防止反动狂想侵袭统治精英的时候使所有新思想都戛然停止）。另一阵营里则是激进的反宿命论者，他们改变了古尔德（Gould）[12]著名的思想实验，相信如果我们使世界历史以相同的、公元1500年前后盛行的条件为起点多次重演，那么欧洲占统治地位只会是一个罕见的结果。欧洲人获得的成就只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能够轻易被改变的结果。(https://www.daowen.com)

反事实探究　反宿命论者列出了一份很长的反事实清单，旨在能够戳穿“欧洲中心常胜论”，清单包括：15世纪，如果能获得朝廷对于革新和扩张的更多支持，南亚、东非或许还有美国就可能会被一支所向无敌的中国舰队开拓为殖民地；8世纪，如果摩尔人愿意对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发动重大攻击，欧洲可能会被伊斯兰化；还有13世纪，如果不是成吉思汗意外去世，欧洲文明可能就会被蒙古军队摧毁。

发现　表5—2表明，对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专家们越是支持宿命论的解释，他们就越容易忽视那些意味着西方只是比其他文明更幸运的反事实，也就越容易拒绝那些意味着其他文明本可以妨碍西方霸权或自己获得统治权的反事实。假设的相互作用也会浮现：先人之见对预测反事实反应的影响在刺猬中尤其明显——正如到目前为止人们所预料的——他们更为卖力地力求把历史挤进他们的意识形态框架中。与之相反，狐狸则更能容忍那些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框架上“戳了一个洞”的反事实。这种认知方式与意识形态上的世界观的互动在最后的三项研究中也同样成立，这三项研究探讨了人们对重写20世纪历史的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竞争的图式　一些学者相信20世纪早期欧洲大国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论题常常植根于以下因果性的论点：强调多民族帝国、多极化力量平衡以及“进攻崇拜”（cult of the offensive）（军事总参谋部中广为流传的一种观念，即先发制人会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内在的不稳定性。

反事实探究　专家们越是赞成这些“宏观的”因果性论点，他们就会越反感以下所暗含的反事实：如果刺杀斐迪南大公之前的某次离奇的巧合没发生或是稍微改变一下战争爆发前的六周内大国间交换的外交信息的内容或时间，战争可能就会被避免。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竞争的图式　新现实主义平衡理论——一种在世界政治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框架——主张，当一个国家威胁要主宰国际体系时，其他国家就会联合起来维持力量的平衡。[13]那些想要成为世界征服者的人，例如菲利普二世、拿破仑和希特勒，他们的失败并非偶然：他们的失败已经被世界政治的这条基本规律所预先决定了。

反事实探究　专家们越是赞同新现实主义的平衡理论，他们就越是反感以下所暗含的几乎成功的反事实：德国如果在重要关头能制定出更好的军事战略决策，它就可能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任何一次中轻易胜出并至少赢得欧洲大陆霸权。

为什么冷战从未变“热”

竞争的图式　一些学者相信核威慑和相互确保摧毁的力量：理性的行为者不会自杀。[14]当这些学者回顾冷战的时候，他们发现很难想象危机会逐步升级乃至失去控制（正如他们很难对未来核扩散会造成的危险感到焦虑不安）。

反事实探究　这些学者应该会对以下几乎成功的反事实不屑一顾：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几个节点几乎爆发核战争（例如，如果1962年10月肯尼迪听取了他的鹰派顾问的建议，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发动空袭；或者，如果艾森豪威尔将关于用核武器打破朝鲜战争的僵局的威胁坚持到底）。

综合发现　在全部这三种20世纪的背景下，学者们对某种反事实削弱的某种归纳越坚信，对该反事实就越轻视。而在这三种背景下，刺猬最有可能轻视削弱他们理论信念的反事实。正如表5—2所强调的，对于通过将过去的事件吸收进自己最喜欢的历史理论中而四处寻找获取解释性结论方式的分析者而言，反事实至多被他们视作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至少被他们视作一种威胁。

同样，再一次，我们发现对于世界政治的理论倾向与在历史上更易于转变的信念体系辩护（挑战联结原则并产生二阶的反事实）之间的联系，要比与最有历史根据的辩护（挑战先行条件的易变性）之间的联系紧密得多。以下情况是没有原因的：个人在战争的宏观原因上所持的立场不能预测这个人是否相信，如果斐迪南大公所坐马车的车夫方向感更好一点，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就会受到阻挠，或者，一个人在核威慑强度上所持的立场也不能预测这个人是否相信斯大林能够幸免于脑出血。

虽然看似奇怪，但通过挑战先行条件的易变性来拒绝很有可能发生的反事实的策略并不是与抽象的信念相分离的。思想倾向预测到对先行条件的易变性的判断中存在相当大比例（8%～12%）的差异。这些结果表明，即使是最非政治化的事实——在多云的日子U-2侦察机的侦察性能或年老的独裁者脑血管的健康——也很快被政治化，只要存在以下情况：竞争的思想派别发现优于展示其影响的结果容易或难于被攻破。

综合来看，这些结果看起来与第4章的结论不一致，第4章写到刺猬比狐狸更赞同几乎成功的反事实。然而，背景条件很重要。在第4章，刺猬只对以下反事实感兴趣：避免它们的预测被证实不成立，援引“我几乎是对的”辩护来保住他们的面子。该不一致在以下情况下会消失：当我们考虑刺猬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在具体环境下实现同样的保住面子的目标时，就像第5章那样，那些很容易发生的反事实削弱了它们最喜欢的对过去的宿命论解释。现在，保护个人的信念体系需要援引“我几乎没有错”的辩护，论证虽然脱离历史的进程看起来很容易，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这其实非常难：一旦某人切断了一条观察结果的路径，另一条路径就会出现，就像九头蛇一样，二阶的反事实就会在其他路径出现。从方式上说，并不存在不一致：拒绝某人所偏好的对过去的解释形成挑战的反事实，支持那些在保护某人对未来的预期免受攻击的反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