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判断的质性探究

以赛亚·伯林认为：

（狐狸—刺猬的差别在于）作家与作家、思想家与思想家之间，也可能是一般人之间的最深刻差别的一项。各类之间，有一道巨壑：一边的人，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成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然而，在另一边，人们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联、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也是一些“事实”层面的联系……而非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为与观念是离心的，而非向心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意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的……内在识见。第一种智力特质属于刺猬，第二种属于狐狸；我们不必强求僵硬分类……但丁属于第一个范畴，莎士比亚属于第二个。柏拉图、卢克莱修、普鲁斯特是刺猬，唯程度有别；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伊拉斯谟、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则是狐狸。[17]

伯林认识到，几乎没有适合于狐狸或刺猬的理想型的模板。我们大多数是混合式的、非常难以操作的“刺猬狐狸式”和“狐狸刺猬式”的混合物。事实上，伯林推测，他所钟爱的立志于当一只刺猬的托尔斯泰其实是一只狐狸。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觉察到，在这里的“刺猬”和“狐狸”是由一个模糊的测量连续体的任意的四分位数的临界值所定义的。我见过一些参与者，他们在正式的测量中被归类为“狐狸式”，但是欣赏刺猬在推理上的简明的推论风格，而且——模仿是最真诚的谄媚方式——有时甚至偷一点儿三段论的确定性融入他们自己的认知技巧中。一只“狐狸”——根据心理标准确定是一只“狐狸”——却惆怅地告诉我：“以证明完毕（QED）来结束一个论证是不错的。”我也见过一些参与者，他们在正式的测量里被归类为“刺猬式”，但他们极不情愿地承认：有时候，将这个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简化为一个单一视野的努力是毫无效果的。一只“刺猬”担心“上帝确实已经给了该死的物理学家所有可解决的问题”。另一个被注意到的就是“成年人认识到知识的悲剧：人们不适合于简洁的逻辑归类，但是简洁的逻辑归类对于知识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另一个受访者，其立场接近于连续体的中间点，提供了一个陈腐的笑话：“有两类人——一类是把人们分为两类的人和一类不这么做的人。”该评论是一个有针对性的提示：我的参与者都完全有能力考虑思维（“元认知”），当他们怀疑他们在任意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的时候，他们通过向意识中游调整完全有能力超越那种强求一致的范畴。我不应该落入将“刺猬式”和“狐狸式”看做不同的认知类别的本质主义的陷阱。具体化只会导致吹毛求疵：当刺猬在作狐狸方式的自我嘲解时，他们还依然是刺猬式吗？当狐狸式的人停下来欣赏一个刺猬式框架的精美时，他们还是狐狸式吗？

限制性条件指明了，将刺猬式和狐狸式推理方式的独特属性开列清单依然是有用的，它们出现于对专家们如何形成和修改期望的自由评论上。但是我们应该用一种狐狸似的精神来接近这份清单，如同认知运作那样，当我们随着时间往回看时，有一些预测者做得好而其他预测者却做得不是那么好，但是用相反的方式也可能解决得很好，除了一些离奇曲折的命运之外。承认我们知识的初级性将使我们免于失望，当我们随着时间往前看时，我们发现频繁地将过去的规律外推于未来是多么的混乱颠倒。本着这种解释，我们会发现狐狸和刺猬在六个基本方面存在差异，狐狸会更加：

a.怀疑解释和预测的演绎法；(https://www.daowen.com)

b.倾向于通过记录下否定性的证据来限定吸引人的类比；

c.当正反馈循环不受抑制机制的约束开始流动时，不愿意做出极端类型的预测；

d.担心事后之明偏见使得我们对过去的判断过于苛刻；

e.倾向于一种超然的、冷嘲的人生观；

f.积极性地将政治研究中有关基本问题的矛盾性的观点编织在一起，例如人类能动性的作用或决策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