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正确的方式思维

人们可能认为好判断的一致性指标和一贯性/过程指标之间、做得正确和思维正确之间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它们之间有联系但并不是可靠的、明确性的。一个差的预测者，可能拥有完美的一贯的信念体系，但却有可能与现实脱节（譬如，妄想狂）。同样，一个好的预测者可能仅仅依赖高度的直觉，逻辑上却是站不住脚的。

人们也可能认为，即使我们尽最大努力评估一贯性指标，也可能陷入真正发生或几乎可能发生的争吵之中，因此我们在构建一贯性/过程指标时要有更加充足的理由。尽管单纯的逻辑指标要求服从，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会遇到抵抗。根据一贯性/过程指标排列一个大致的连续体是有用的：一端是广泛认同的测试，另一端则是激烈的争论。

广泛认同测试处于连续体的一端，我们发现对逻辑一贯性的违反是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很少奋起抵抗。原初的实验包括对概率理论认同的违反。[29]譬如，很难为下面的预测者辩护，他声称系列结果的似然性，作为一个整体，要小于该系列分别判断的、排他性的、穷尽的成员名单的可能性的总和。[30]至于存在的争论，其核心是怎样严厉地对待这些错误：人们是否仅仅错误理解了指令，或这些错误是不是其他调整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副产品，或人们是否真的被迷惑了。

争论处于连续体的另一端，相互竞争的思想学说对于判断的标准给出了相反的观点，并与之互不相让。这些观点，在我看来，过于主观，影响了以后有关认知方式的争论。譬如，观察者的思维越执著于简约，在以下方面越是关键：他们无法根据有条理的三段论组织信念体系，即无法从概括法则推导历史的结果，他们总是与贬低“历史规律”的几乎成功的反事实判断勾勾搭搭；反之，观察者的思维越不执著于简约，在以下方面越是关键：他们“僵化地”试图把历史的诡异归结到理论公式中。一方的严格，对于另一方来说却是教条。

在连续体的中间，我们达成这样的共识，即一贯性/过程测试失败意味着什么，何处找到区分成功—失败的捷径。原初的实验包括尊重声誉投注中对公正游戏规则的违反和思想转变实验中公允地对待证据的违反。

在贝叶斯框架（Bayesian framework）内作为一个合格的好判断者——许多人类决策的学者和高智商的公众人物，如比尔·盖茨、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都自认为是贝叶斯式的——必须坦承自己的声誉投注。技术附录列举了计算的细节，但核心的想法是对共识的修正。好的判断者应该是好的信念更新者，他们追随声誉投注的逻辑内涵，把他们喜欢的解释置于双项选择之下：如果我认为x的发生有0.2的概率，那么我的“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是0.8的概率，那么你的是正确的。然后x发生了，我的信念因此要做一些改变。[31](https://www.daowen.com)

原则上讲，我们犯了错误原来的想法就应该改变，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在实践中，结果并没有贴上标签显示谁的预测是错的。在第4章，我将向大家展示专家们为自己创造出多少回旋的余地，并援引各种各样的信念体系为其辩护。预期在2000年以前加拿大会解体的预测者争辩说魁北克几乎从加拿大分离出去，而且现在仍然有可能。保罗·奥利克，一个以预测生态灾难而闻名的“悲观论者”（doomster），与“锋芒论者”（boomster）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打赌——五种商品的真正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是否会上升，但在输掉之后，发现完全没有必要改变他的想法。两人达成约定，奥利克写下一张丰厚的支票作为掩盖将来散播的代价，之后，他挑衅地把西蒙比作从帝国大厦跳楼的人，经过15楼时对围观者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32]

对于这样的狡辩我们该如何反应？科学哲学家对遵守预测的规则深信不疑，认为那些在事后重新编写他们声誉投注的预测者是输不起的人（sore losers）。懒散的相对主义者让我们改变想法时追随自然的结果——无论多么便利都要依赖证据说话。但认识论上的自由者可能对此有异议。写在哪里？他们问道，我们无法改变声誉投注，尤其是在模糊的领域，在哪里真理会罕见地以或此或彼的方式存在？这里，一个周全的评估会承认，与一致性理论家忽略对预测准确性评估规则的抱怨一样，贝叶斯们只不过把主观性从好判断的一贯性评估中清除出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以下两种做法无法区分：一种是极力修补式的重新编写，延迟考虑破产的观点；另一种则是创造性的重新编写，使我们免于抛弃好的观点。[33]早期的警示提醒我们正滑向唯我论，包括陷入的程度和自利的选择性，与之相伴的是重写的投注和重写的修正主义者量表。

根据时间向前推理转变为根据时间向后推理，我们依据思想转变实验以评估分析者改变他们有关历史的反事实方面的意愿。核心的观点同样是简单的。好的判断者，在涉及高额的利益同时现实的约束又很弱时，应该抵制自利推理的诱惑，虽然诱惑无处不在。影响一个政策是明智还是愚蠢的所有判断，是推理判断潜在的层面，即如果我们追求不同的政策，那么历史将如何展开。[34]只有当我们考虑到事件可能会变得更糟糕时，才能保证赞扬一个政策是伟大的。同样，只有当我们考虑到事件可能会变得更好时，才能称一个政策是灾难性的。无论什么时候，判断某事的成功或失败，一个合理的回答是：“是否把所有可能的结果都考虑在内？”[35]

思想转变实验测量我们进行反事实声明时标准的一贯性。在“如果……会怎样”（what-if）的情景中，对于强化（与弱化相对）我们喜好的证据，如果采用宽松的标准，我们的思想转变实验就会失败。但是正如一些根据时间向前推理者，面临丧失声誉投注时，拒绝改变他们的想法一样，一些根据时间向后推理者，在知道证据怎样被推翻之前，如果提供的资料只来自档案的证据，他们就会拒绝将此作为举证问题的基础。与他们感觉其他来源的证据支持他们的观点相比，他们很牵强地声称还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这里，要求一个很全面的评估会面临一种困境：如果我们只接受能证明我们的世界观的证据，就会成为先入之见的囚徒。但是如果我们屈从于各种证据，不管一致与否，考察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如同声誉投注一样，问题逐渐演变为喜欢的假定享受的特殊待遇有多大。同样，如同声誉投注一样，双重标准越明显，对声誉忧虑的依据越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