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硬的新实证主义者

强硬的新实证主义者

次可加性违反了形式理性,也没有提及共识,如此地明目张胆以至于我想只有狂热者能够指出其错误、挑战其地位。因此在这里已经显现出即使强硬的相对主义者也要选择表明自己的立场。

当我们对专家的评估不是依据逻辑的原则而是那些好的叙事时,让我们仔细检讨次可加性作为错误必须停止的主张。这种相互补足和平共存的观点对待两种已知的模式时,就好像它们并存于不同性质的领域,就好像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困惑的心灵的发明,它们犯了“归类的错误”,将一种生活领域中通行的标准张冠李戴到其他标准掌控的领域。我们应该用不同的标准看待叙事者和科学家:好的叙事标准和好的假设验证标准。

如果作为人文和科学之间学术文明的原则,这种方法是值得推荐的。但作为一种解决日常生活的原则,这种相互补足的观点是不充分的。[7]对于独立平等的情愫,一个人可以深表同情,但仍旧为实际问题所困,诸如什么时候用一种说法,什么时候用其他说法。

譬如,告诉人们一场有关飞机空难的引人入胜的、完全真实的故事是非常容易的,但却夸大了飞行危险的概率。而且,忧虑一旦唤起就很难消除,尽管理性地记住了不同交通模式下每英里乘客真正危险的统计。那些被空难事故所触动的人们宁愿选择开车而不是坐飞机穿过美国,但前者受伤和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那些听从统计数据的人们。实际上,从长期来看,完全可以说“9·11”事件宣称有大量受害者,迫使许多人选择了汽车旅行。[8]有时存在着正确的答案:次可加性是错误的,不管狂热的相对主义者如何试图把它编织成其他东西。(https://www.daowen.com)

让我们也检讨以下声明:概率式地思考这里考察的事件,不管什么原因都是不自然的。我们可以不再努力把不确定进行量化,转而用其他(方便地非特指的)基准作判断。

就像莫里哀(Molière)的好医生发现他讲话乏味一样,相对主义的批评者吃惊地发现,即使他们——和他们所辩护的专家——一直谈论“概率”,但多数仍然依靠感知生存在这个星球上。大约从5岁起,人们就开始运用语言量化关于过去和未来可能性的许多不确定性。起初,运用的词汇是贫乏的:这里一个“大概”,或者那里一个“不确定”。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受过教育的人们逐渐熟练地区分对结果信心的不同程度:“绝对确定”,或“十分肯定”,或“可能”,或“比一半略多”,或“50/50”,或“比一半略少”,或“有点不可能”,或“十分不可能”,或“运气不佳”,或“机会渺茫”,或“没有任何机会”。这些每天所运用的表达词语并没有准确的概率对象,但只要有适度的可信度,人们就会把它们转换为量化的概率估计。[9]这些隐含的“量”词在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们能够抓住——尽管是大概的——指导决策的内在预期的精髓。

一言以蔽之,人们不依据概率进行推理——实际上,避免在随机的世界中推理——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