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少数白人统治的终结

竞争的图式　如今左派的观察家们倾向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顽固不化、种族主义的少数白人政权只有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才会割让权力。右派的观察家们对比勒陀利亚内的政治则偏爱一种更多元化的观点。他们察觉“进步分子”或开明派急切地想进入柔性的、权力分享的制度安排。

反事实探究　这种意见分歧近似于对苏联的争论，如同自然所赋予的镜中映像。因此我们假设对几乎发生的反事实的相对开放性存在一种逆转：右派如今可能会支持政权内的政治人物担任关键角色的反事实（例如“如果没有德克勒克，僵局会持续”），而左派如今可能会接受使外部压力担任关键角色的反事实（例如“如果没有西方的国际制裁，少数人统治会持续”）。这个运作原则是力求认识失调的减少：我们越讨厌一种政权，我们就越不愿意把任何好的方面归于该政权的救赎性倾向（例如一种自我纠错的能力）。

发现　与反事实推理的两阶段模型相一致，政治意识形态又一次成为对历史的前因改变无力但对“前因后果”联结强有力的预测因素。保守派更相信德克勒克以及苏联解体的作用，而自由派则更相信西方的国际制裁。

围绕对南非国际制裁的作用的争论实际上很接近于围绕着里根政府防御体系对苏联的影响的争论。在诠释某些西方自由派认为戈尔巴乔夫时代来临之际苏联精英所持有的观念时，一名保守派人士认为，南非内部改变的势头已经变得令人无法抗拒，因为白人精英已经从黑人区反抗的趋势和人口中黑人占多数的事实得出结论——他们“不能再继续这样生活了”。另一名保守派人士则认为，少数白人统治的终结应该归功于里根，因为里根的政策促成了苏联内部的破裂，使德克勒克能够说服他的追随者相信与非国大谈判并不等于向克里姆林宫投降。于是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原位。这些观察家们驳斥了“即使关于苏联问题你们保守派说对了，关于南非问题你们却说错了”的论调，提出，“正是因为我们保守派对苏联问题分析对了，所以我们对南非问题的说法也是对的”。(https://www.daowen.com)

讨论　保守派对南非案例中德克勒克反事实的开放态度与自由派对苏联案例中斯大林、马林科夫和戈尔巴乔夫反事实的开放态度相似；自由派对苏联案例中里根政府施加压力的反事实的怀疑态度，与保守派对南非案例中经济制裁反事实的怀疑态度相似。这些数据削弱了以下笼统的说法：相比于保守派，自由派相信一种更偶然的历史哲学观点。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被触死的是谁的“政策之牛”。[11]

综合考虑，以上两项研究表明对发生特定反事实的可能性的信念很大程度上是与总体的意识形态观点紧密联系。但以上任何一个研究都无法很好地验证认知方式的假设，即相比于狐狸，刺猬更有可能拒绝会削弱他们心爱理论的那些几乎发生的反事实。而这两项研究都是在那些关于政策的争论最近（苏联的案例于1992年，南非的案例于1995年）被认定为是可以讨论的时候进行的，并开启了如下的问题：当学者们思考那些撤销距离当前争议更远事件的反事实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时间距离削弱了我们对于原本发生了什么的先入之见之固有看法？接下来的研究会解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