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观察
即使本章中有力的辩护都组合起来也无法使刺猬摆脱针对他们的错误和偏见的所有指控。但是对这些辩护的反驳也摆脱了一些指控。当我们引入大的分值调整（他们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错误是正确的错误）、概率权重调整（支持他们做大胆的预测）以及大的模糊集调整（因“几乎正确”而给他们一些支持）时，刺猬缩小了与狐狸表现的差距。刺猬的辩护者在以下方面也是正确的：支持信念体系辩护不能自动地使一个人辩护，一些双重标准是情有可原的，而且对几乎成功的反事实持开放态度并不是思想开明的推定证据（它可能表明他没有深思熟虑）。最重要的是，刺猬的辩护者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一个精心制作的假设构成的矩阵，该假设是“好”或“坏”判断的归因都必须依赖的。声称“X组成员的判断要优于Y组成员的判断”的方式是不完全科学的；它们是实证概括化、分值优先，甚至是形而上学的情感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
总而言之，第6章提醒我们注意到好判断的大概的特征。它把此前一直以来的认知道德剧——剧中充斥着容易辨认的好人和坏人——改编为一个更加模糊的故事，里面的人物身着各种灰色服装。第7章在反对二元论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
[1]Suedfeld and Tetlock，“Individual Differences，”G.Gigerenzer and P.M.Todd，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 Us Smar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有关在“噪声的”数据中看到信号难度的危险，参见R.E.Nisbett，H.Zukier，and R.Lemley，“The Dilution Effect：Nondiagnostic Information，”Cognitive Psychology 13（1981）：248-77；P.E.Tetlock and R.Boettger，“Accountability：A Social Magnifier of the Dilution Effec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1989）：388-98。
[3]P.E.Tetlock and A.Tyler，“Winston Churchill's Cognitive and Rhetorical Style：The Debates over Nazi Intentions and Self-government for India，”Political Psychology 17（1996）：149-70.
[4]P.E.Tetlock and R.Boettger，“Accountability Amplifies the Status Quo Effect When Change Creates Victims，”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7（1994）：1-23.
[5]Suedfeld and Tetlock，“Individual Differences”；G.Gigerenzer and P.M.Todd，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 Us Smar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6]B.M.Staw and J.Ross，“Commitment in an Experimenting Society：A Study of the Attribution of Leadership from Administrative Scenario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5（1980）：249-60.
[7]图6—1揭示，预测不足的错误使预测过度的错误相形见绌。但是这种结果是预测任务的逻辑结构“强迫”所致。在将来三种可能的任务中，赋予任何一种可能未来的概率——维持现状、向高或低于现状的方向变化——通常限于加到1.0，这样平均之后得到总平均数为0.33。这些未来结果的实际平均数在0.25和0.40间徘徊，这些值与0（现实情况下目标事件没有发生时采用的值，唯一的可能性错误是预测过度）相比，很明显离1.0（现实情况下目标事件发生时采用的值，唯一的可能性错误是预测不足）较远。
[8]在前景理论中，概率加权函数的形态反映了敏感性递减的心理物理学：边际效应随着与参照点的距离增大而递减。对于概率估计来说，有两个参照点：不可能性（0）和必然性（1.0）。递减敏感性意味着S形的加权函数凹面接近于0，凸面接近于1.0。概率估计中的权重随着与可能以及必然性的界限的距离增大而递减。这种加权函数有助于解释广为人知的四重危险态度模式：过分重视低概率（因为收益而冒险和因为损失而不愿意冒险），以及对高概率重视不足（因为收益而不愿意冒险和因为损失而冒险），参见A.Tversky and D.Kahneman.“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5，297-323（1992）。
[9]实际上，存在如此多的模糊地带，以至于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基准率忽略的认知偏见并不是世界政治中的偏见，参见R.Jervis，“Representativeness in Foreign Policy Judgments，”Political Psychology 7（1986）：483-505。
[10]可能有人争辩道，尽管狐狸和刺猬的环境大体上来说，可能同样都很难去预测——通过总体的变量和形式统计模式中获得的变量的比例进行评估，狐狸获胜可能仅仅因为他们在选择高自相关的变量方面更擅长（这样能够对过去的推断进行预测）或因为他们更能与结果变量间的交互相关相适应（因此意识到一个变量的变化对于其他变量的含义）。技术附录表明这不是真的。狐狸优势的维持，十分均匀，变量涉及从最小到最大的矩形多重相关。但是即使这种反对意见是真实的，也几乎不可能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辩护：刺猬如此专注于他们的理论，以至于忽略了一些明显的预测线索。
[11]模糊集并不是模糊数学的产物，参见L.Zadeh，“A Fuzzy-Set-Theoretic Interpretation of Linguistic Hedges，”Journal of Cybernetics 2（1972）：4-34。有关模糊集概念在社会科学上的含义，参见C.Ragin，Fuzzy-Set Social Sc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12]此方面最流行的观点，参见J.Surowiecki，The Wisdom of Crowds：Why the Many Are Smarter than the Few and Collective Wisdom Shapes Business，Economies，Societies，and Nations（New York：Doubleday，2004）。(https://www.daowen.com)
[13]关于证伪和科学研究计划的方法，参见Suppe，“Scientific Theories，”and Lakatos，“Research Programs”。对此类型的反驳，在劝说哲学家抛弃简单的［波普尔式（Popperian）］证伪，支持原则上更趋复杂的［萨普式（Suppes）］变量时发挥了一定作用。在这里，一一详细列举出有关证伪的观点是不必要的，只需明确说出偏见的程序测试就足够了，这种程序测试，即使失败了，也能够使宽容的证伪主义者相信一些事件出现了偏差。这种最低限额的测试要求是：与“预测正确”的判断者相比，那些“预测错误”的判断者是否有更大的兴趣挑战测试中的诚实？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仍旧无法确定谁存有偏见（不正确的预测者可能太匆忙而无法抱怨或修正预测，或者太匆忙而无法接受测试），但是可以肯定存在偏见。
[14]Suppe，“Scientific Theories.”
[15]Ibid.
[16]把冲突偏好置于认知维度的高、低端是多么容易，有关此的举证，参见P.E.Tetlock，R.Peterson，and J.Berry，“Flattering and Unflattering Personality Portraits of Integratively Simple and Complex Manager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1993）：500-511；P.E.Tetlock，D.Armor，and R.Peterson，“The Slavery Debate in Antebellum America：Cognitive Style，Value Conflict，and the Limits of Compromis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1994）：115-26。这些冲突的偏好也与认知相符理论者关于紧密整合的信念体系将怎样发展的旧有争论联系起来。最低限制者（minimalists）如罗伯特·阿贝尔森（Robert Abelson）强调观念—因素间脆弱的联结，而最高限制者（maximalists）如威廉·麦奎尔（William McGuire）则提出了更多的限制，参见R.Abelson，“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in Theories of Cognitive Consistency：A Source Book ed R.Abelson，E.Aronson，W.McGuire，T.Newcomb，M Rosenberg，and P.Tannenbaum（Chicago：Rand McNally，1968），112-39；W.J.McGuire，“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Thought，”in Abelson et al.，Theories of Cognitive Consistency。
[17]U.Hoffrege，R.Hertwig，and G.Gigerenzer，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 26（2000）：303-20.奇怪的是，多数不同意事后之明具有确定的适应性价值的心理学家，却同意影响该效应的过程。他们同意，当人们不能记起他们原初判断时——常常发生——基于他们所知道的条件就会重构他们的判断。他们认可人们运用更新的知识重构他们的原初判断。
[18]在此辩护中把温和的与极端观点的拥有者区分开来是有益的。我与温和者的分歧是程度的问题：我偏爱较短的时间框架和更准确解释的结果变量。我与极端者——与预测相比预言方面更加无拘无束——的分歧是无法弥合的。一位刺猬问我在我的“有条理的规划中”是否为空想者如尼采留有位置。我是否愿意把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宣告看作错误的，因为直到20世纪后期宗教依然兴盛？是否我愿意承认尼采已经预言到极权主义运动增补上帝死了所留下的精神的空虚？我的看法是上帝死了的预测可能通过适时脱离辩护而复活，但目前看来该预言更像一个失败者，在假设纳粹主义兴起的证据很少的情况下尼采不会支持预言这些现象，因为人们已经停止相信上帝，如果证据再少一些，尼采很少可能预测这些现象何时、何处和如何兴起。我们反而不妨相信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
[19]C.F.Camerer and R.M.Hogarth，“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Incentives in Experiments：A Review and Capital-Labor-Production Framework，”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1999）：1-3，7-42.
[20]有影响的假定认为责任感和其他认知工作的动机具有实际效果，能够增加支配性或超量习得的反应的可能性，参见P.E.Tetlock and J.Lerner，“The Social Contingency Model：Identifying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Boundary Conditions on the Error-and-Bias Portrait of Human Nature，”in Dual Process Models in Social Psychology，ed.S.Chaiken and Y.Trope（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