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怀疑论的种类

激进怀疑论的种类

图2—1把激进怀疑论者分为两类政治的血统：本体怀疑论者指出世界的本性使得我们超越大概的外推算法达到预测的精确性是不可能的；而心理怀疑论者则指出人类心理的基本属性“原则上”并没有被排除掉，专家在任何的可预测性上出错都是不可避免的。

本体怀疑论者

这个阵营是一个大杂烩，充斥着路径依赖论者、复杂性论者、博弈论者和概率论者。

路径依赖论者　波利亚罐子（Polya's urn）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却体现了深刻的观点：人生能够——相当难以预测地——在烦人的可预测的时代和疯狂的不可预测的时代之间交替。[8]玩家面对装有两个球的罐子，一个是红色的，另一个是绿色的。玩家随机地取走一个球，然后把球拿回来，再加上一个与这个球相同颜色的球。他们重复这个步骤直到他们填满这个罐子。波利亚罐子的过程有三个确定的特征[9]：它们在最初是不可预测的（最初和最后的结果都可以在99.9%的红球和0.01%的红球之间的任意位置变动）；它们逐渐地变得不可改变（后来的只对最后的分布有极微小的促进作用）；它们表明最初的小的优势是如何能够快速集聚，使得改变方向变得困难。

路径依赖论者认为许多历史进程，应该以有潜力产生收益递增的多变的路径依赖游戏为模型。他们断言，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项技术在诸多竞争者中可以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即使长期来看这不是最好的选择。[10]这些理论家也没有限制他们自己去解释标准打字机、家用录像系统和微软视窗系统的成功。他们在更大的游戏中受困于他们解释性的视野。

有关收益递增理论最具野心的实践是有关“西方的兴起”（与之相伴随的是“其他地区”的失败）酝酿已久的争论。在1000年前居住在文化落后地区、人数相对较少的欧洲人，是如何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导力量，迫使其他大陆的人们处于附庸状态的？[11]欧洲和它的殖民地后裔会取得全球霸权在当时来看并不十分明显。至公元1300年或1400年，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看起来像强大的竞争者。从收益递增的视角来看，关键在于欧洲有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一微弱的优势：一个共同进化制度（coevilving institutions）的脆弱网络，它支持产权和法治（保护企业家的财产不被没收），对自由探索的审慎地宽容（使得创新者所获得的知识很容易成为公用物品），鼓励市场竞争（奖励独创性）和具有一个竞争性的国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国家的经济衰落很快就会导致军事衰落。以上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构成了欧洲影响指数扩张的基础。它始于大约公元1500年，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推动，一个落后的文明超越了比它更加高度发达的对手。[12]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历史上的收益递增、路径依赖观点的广泛的适用性。传统主义者支持收益递减路径，它把过去和未来描绘成可推知的，这种描绘来自如下疑问：有远见的经济行为体在物质和政治受限的条件下，如何融合为一种独特的平衡。例如，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注意到一些石油工业观察家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如何使用收益递减框架来预测的，并发现以此方式所作的预测非常准确，因为欧佩克（OPEC）的大胜紧随其后。[13]他们预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油价的大幅提升将会刺激对其他能源资源的保护、探测和开采，而这将对油价下降施加压力。平衡的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加艰难。负反馈会强化社会系统，因为在一个方向上的重大变化会被逆反应所抵消。好的判断者欣赏长期的根本改变现状的预测，但这总体上来说是一个糟糕的投注。

预测者是否能在事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运用收益递增或递减的框架？怀疑论者甚至怀疑我们在事后能做出此类决定的能力：太多取决于形而上的猜测。谁，站在上帝一边，知道历史有一个发散性的分支结构——它是产生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还是一个趋同性的结构，尽管走弯路，但在很久以前就预先决定了会引导我们到达目的地？

复杂性论者　一个人尽管可能承认路径依赖的普遍存在，但依然对温和的怀疑论情有独钟，将好判断与对有点影响力的识别能力联系起来。[14]一个坚持不懈的调停者，例如戴维营的吉米·卡特，可能会达成和平，如果换作其他人可能会失去和平。又或者一个精明的“慈善家”，例如乔治·索罗斯，在挑选项目方面可能有非常好的业绩，这些项目的影响相对于花费来说，是不相称的。这些项目诸如向苏联的加盟国家提供打印机或向无工作的苏联科学家提供资助，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这些苏联科学家可能会向有些国家提供服务使得这些国家获得它们想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激进怀疑论者甚至否认良好判断的这种作用。他们接受复杂性理论，主张历史是透过不可思议的复杂网络的回声，所产生的混乱的震动的延续。为了支持这个主张，他们通过物理系统的计算机模拟表明，当调查者将由来已久的非线性关系和正反馈作用联系起来时，在输入方面的微小变化会从开始就有令人惊讶的巨大影响。[15]

麦克洛斯基（McCloskey）用一个生态学的教科书上的问题来举例说明这一点：对来年一个物种的总数的预测会根据今年总数的函数而变化。[16]这个模型是xt+1=f（xt）——一个一阶回归非线性微分方程。其中，最简单的方程的峰值是：xt+1=βxt［1-xt］，在这里调整参数β，通过指明鹿群在t+1时的总数来确定峰的形状，而鹿群这时的总数取决于前一个时期的总数。更多的鹿意味着更多的生殖机会，但是更多的鹿也耗尽了食物的供应，也更容易吸引狼群。β越大，峰越陡而且从增长到减少的转换会更陡。麦克洛斯基证明了β从3.94至3.935的一个微小的转变是如何能够改变历史的。土地上的总体在几年时间里几乎保持不变，但是因为神秘的引爆点（tipping-point）的原因，假定的总体在未来25年精准地分裂为多种形式。

这些引爆点模型是如此的令人信服，因为它们与人类经验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要不是命运中微小的偶然的事件决定了我们拥有的工作，谁与我们结婚等等，我们中谁不能想象我们的生活会展现得不一样。在极力展示对不仅个人的命运而且国家的命运的解释是如此“简单”的时候，反事实的历史学家积极地对诸如“分支点”等观点进行了发挥。[17]此流派的杰出实践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认为，即使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仍然需要强调废奴运动的胜利中偶然情况所发挥的突出作用。在1854年至1860年间，从来没有一个时刻能保证反奴隶联盟的胜利”[18]。正如内战不是预先注定的一样，许多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内战的结果没有什么是必然的。有关内战（和其他的战争）的军事行动的描述充满着故事——体现在摇篮曲中——譬如马蹄钉的尺寸是如何决定战争结果的。

我们可以无尽地复制诸如小橡果快速发芽生长成大橡树的例子。尽管对于激进怀疑论者来说有更深的教训：在事实发生前挑选有影响的橡果是不可能的事。乔尔·莫克比较了对工业革命起源的追溯与“公元前50年至公元50年犹太人中的异教者历史的研究。我们在找寻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开始时是无关紧要甚至是奇怪的，但是它们将注定改变西方每个男人和女人的生活”[19]。

学者们常常不屑于这样的论点。蝴蝶效应的论证削弱了他们杜撰的理论（pet theories）：战争的爆发不是因为一些重大的原因，譬如最初的仇恨或者权力不均，而是因为一些细小的原因——皇家司机错误的转向，给了惊讶的暗杀者第二次机会去完成任务，而这个暗杀者在早些时候因笨拙而未能完成这项工作。在论述此类因果关系时并没有多少学者的自负可言，一件琐碎的事接着另一件，比“新闻报道”好不到哪里去。[20]然而，麦克洛斯基强辩到底：“鄙视将大事件归因于小原因的做法在部分非线性的世界中是不理性的。”如果我们的命运是非凡的一连串巧合的产物，“这就像鸵鸟一样傻，把头埋在沙里而且假装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可确定和可预测的世界之中”[21]。

博弈论者　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和邪恶的天才莫里亚蒂（Moriarty）教授之间的对决表明，作为理性行为者相互猜测的天然副产品，不确定性是如何增加的。当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莫里亚蒂十分迫切地展示他的互动式思考的能力，宣称：“所有的我不得不说的都已经在你脑海中出现。”福尔摩斯回答：“那么很有可能我的答案也在你脑海中出现了。”随着情节的展开，福尔摩斯出人意料地在坎特伯雷下了火车，用他超人的“互动知识”战胜了莫里亚蒂，使莫里亚蒂早已盘算好的巴黎是福尔摩斯的合理目的地的想法落空。尽管这是让人费解的，但莫里亚蒂未能觉察到福尔摩斯已经认识到在当下环境里莫里亚蒂会推断出一个理性的福尔摩斯将会做什么，因此比原计划的早点下车，这种超常规的举动更有利于福尔摩斯。[22]

这类不确定的问题是行为博弈论的谋生之道。例如，在“猜数字”游戏中，参赛者从0到100中挑选一个数字，其目的是使他们的猜测尽可能地接近所有参与者的平均猜测的2/3。[23]在一个只有理性行为者的世界中——这些理性行为者的猜测以推论标准中的最大数为依据——均衡为0。可是，在一个由《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组织的竞赛中[24]，最流行的猜测是33（如果其他人随机地选一个数，产生的平均猜测为50，那么这是正确的猜测）和22（如果每个人彻底地全面考虑前述的论证而选择33，那么这是正确的猜测）。由演绎逻辑到第三（选择22的2/3）或更高的阶段过程中受访者的数量不断减少，只有很少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意识到逻辑上正确的答案为0。平均猜测数为18.91，而得胜的猜测数为13，这表明，对于报纸的读者们来说，处于第三阶段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经验者可能是最理想的。

但是对好判断预测的准确性有基准的辩护者可能认为，如果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区分两种类型的有经验者来构建人们是如何玩这个游戏的模型。逻辑上有经验但是心理上质朴的玩家会猜测0：他们发现了正确答案但是夸大了有多少人会这么做。逻辑上和心理上都很有经验的玩家发现了正确答案同时还意识到有多少人也能“预测准确”。好判断需要判断者的逻辑和心理上两种智慧的结合。

但是，激进怀疑论者反驳说，许多博弈本身就有内在不确定的多样性或者混合的策略平衡。他们也注意到，一个人不必需要运用高度理性模式，就能够认识到，当投注高的时候，玩家就会试着相互猜测，以形成政治结果，就像随机游走的金融市场。[25]事实上，激进怀疑论者乐于指出证据库，以证明现在的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伯顿·马尔基尔（Burton Malkiel）证明，大多数的互惠基金在过去的30年里没有超过市场平均指数。他也发现它们的表现很少一致。20世纪70年代的大赢家在80和90年代都遭到了惨败。好判断需要长时期的坚持（随机游走虽缓慢而曲折却有一种上升趋势）和对技术分析者诱惑的抵制。因为这些分析者承诺对未来的预测来自内部，是基于过去趋势和掌握最新内幕消息的市场机会把握者，而这些把握者又十分愿意与陌生人分享激动人心的机遇。[26](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一点上，一些读者通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对待怀疑论者。难道这些否定者没有听过例如彼得·林奇（Peter Lynch）、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乔治·索罗斯这些投资界的超级巨星？他们以令人可怕的稳定性战胜了他们的竞争对手（和平均市价）。但是顽固的怀疑论者无动于衷：他们赞同“这些崇拜的对象仅仅是好运”这一亵渎的想法。怀疑论者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比喻：想象一下将100个硬币每个掷100次，凑巧的情况下会产生出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一连串的头部或背面的小集合。金融天才是统计上的侥幸成功者——不比掷一些硬币得到连续5次或10次出现头部的情况更加神秘。

概率论者　即使是因为前述的论证而动摇的读者也不愿意“完全同意”激进怀疑论。这种极不情愿的一个来源是，几乎我们中的所有人都感觉到我们多次成功地解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论我们对过去的解释锚定在定性的案例研究上，还是多元回归模型上，我们都希望提出一些永恒的东西，对刚发生事情的解释将会对未来发生什么的预测施加影响。

罗宾·道斯（Robyn Dawes）对这种安慰性的想法泼了一盆冷水。我们最想预测的结果——通常是灾难——往往是罕见的。并且道斯认为，即使是对于极少发生的事我们也能解释得相当好，比如说飞机坠毁，也无法保证我们在预测未来方面做得很好。如果非要说出结果的话，我们几乎可以保证它的对立面：失望。[27]

道斯用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最可怕的工作——“修补”飞机坠毁后的事故检查——举例说明他的论点。1979年10月31日在墨西哥城发生的美国西部航空公司的903次航班的撞机事件吸引了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者们。这架飞机夜晚降落在左侧跑道上——这是一条因为正在施工而关闭的跑道——而与地勤车相撞。按照从后往前的时间，调查者们认定了这次撞机的5个可能的原因：

疲劳。在撞击前的15分钟前飞行员说：“早上好，丹（Dan）。”丹用听不太清的声音回答“早上好”。作为领航员的丹在最后的24个小时里只有4个小时的睡眠。飞行员有5小时。稍后丹说：“我想我要睡一个晚上。”（这些都是在他死之前10分钟说的）

能见度低。空中交通指挥随后指示飞行员通过跟踪在左侧跑道的雷达波束去接近地面，但可降落的波束却转向了右边。只有右侧的跑道得到飞机降落指示灯的照明。能见度很低，因此正在施工的左侧跑道，以及降落信号灯光的不亮是不明显的。

无线电中断。在撞击前2分钟，飞行员问道：“这该死的无线电是怎么了？”副驾驶员答复说：“我不知道……它刚停止了工作。”因此在降落到错误的跑道之前的2分钟，驾驶员失去了无线电联络。

沟通不畅。撞击前65秒，无线电网络恢复，空中交通指挥员告诉飞行员：“2605号，你们在左边的跑道上。”不幸的是，飞机已经轻微地向左偏离左侧的跑道。飞行员回复：“好，我们知道。”如果控制塔表述清晰，撞机也许能够避免。

压力。撞击前43秒，一个超负荷工作的空中交通指挥员把这两条跑道搞混了。“OK，先生。飞机降落指示灯在23号跑道，左侧的跑道已经关闭了。”实际上，雷达波束在左侧的跑道，飞机降落指示灯在右侧的跑道，而这条跑道没有关闭。13秒后，飞行员觉察到飞机飞错了跑道，但为时已晚。

这个悲伤的故事充满离奇的细节，但它所带来的教训却有广泛的适用性。我们常常想知道为什么一个特定的结果——无论是一场种族大屠杀还是金融风暴——会发生以及什么时候和如何发生。对记录的检查能够鉴别出一大堆相关的原因。在前述的飞机撞机案例中，5个原因逐渐显现。把每个因素单独地视为一个必要的原因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我们应该抵制这种吸引力。在其他条件没有满足的情况下我们真的相信这样的撞击不会再发生吗？把这5个原因视为共同充分条件也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相信这一点就要要求人们认同同样牵强的反事实假设：即使其他的事情发生了，比如地勤车的位置稍微不同，这次撞击还是会发生。

探求这些假设的可能性就像是对受害者家人的不必要提醒，提醒他们这些死亡是多么的没有必要。但是这个练习很重要，在于它让我们领会到为什么一个事故的相关原因通常没有使得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从总体上预测飞机失事。飞行员常常很累，恶劣的天气和不畅的沟通是普遍的，无线电通信有时会出现故障，人们面对死亡常常恐慌。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能够在任何灾难的事后，挑选出特定的原因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可以解释过去，但不能预测未来。我们从飞机失事也许只能总结出，如果没有蓄意破坏的话，撞机被压缩成一些可怕的瞬间，在这些瞬间里，一些不太可能的事件聚集在一起。

如果一个统计学家做一项前瞻性的研究，回溯性地分析单个或综合的原因，以此预测撞机，那么我们对可预测性的测量——比如说，某一复相关系数的平方——将会展现出总体上的不可预测性。激进怀疑论者告诉我们，在有关战争、革命、选举和货币危机的定量模型中会预期出现同样的结果。倒推比预测要简单得多。

怎么会这样呢？按照时间的顺序往前看，我们面对的是图2—2的第一个面板。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必须解释什么，因此我们需要留意多种方式，其中多种潜在的原因可以产生多种潜在的后果。我们称这个复杂的模式为“前因后果间的多元对多元的关系”。往过去看，我们面对的是图2—2的第二个面板。这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解释的。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解释工作集中于为何这么多曾经可能的结果中的一个发生了。我们称这个简单的模式为“前因后果间的多元对一元的关系”。但是，这个简单的模式是带有欺骗性的。它利用了认知错觉，即我们能够搞清楚为什么一个已知的结果必然发生的诸多原因后，这些原因给我们提供了预测相似的结果将要发生的基础。

回溯性的解释并不能很好地应用于未来的预测。对失望最好的保护是我们推荐的图2—2的第三个面板：完成反事实假设的思维练习，它通过想象我们曾经视为可能的结果已经发生了的方法，削弱了多元对一元的关系中的那种带有欺骗的简单性。第7章将会表明，尽管这些练习不能增加我们预测的准确性，但它们可以阻止我们受事后之明偏见的影响：我们一直倾向于夸大我们看见的事件即将发生的程度。即使预测不准，也可被人称为谦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