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在自己的措辞中更少运用清除
刺猬让狐狸回想起丘吉尔对狂热分子的定义：不能改变其想法也不会改变话题的人。当然，这不公平：大多数的刺猬并不是狂热分子。但这是事实：许多刺猬一旦登上思维的列车，就让它全速行驶，在一个政策方向上扩展延伸，即使狐狸设置障碍，提示他们行驶轨道已错，他们依旧我行我素。这种现象在以下情况中看得最清楚：若刺猬提出的观点自我循环，无法阻止，就会导致做出急剧改变的预测。例如，悲观的刺猬很容易制造一个循环：“坏的原因”诸如仇恨、贫穷以及环境恶化产生坏的结果，反过来，这些坏的结果变成坏的原因，如此反复。乐观的刺猬同样善于左右逢源：“好的原因”诸如法治、对自由的探究，以及市场竞争产生出好的结果，反过来，这些好的结果变成好的原因，如此反复。[31]
下行的危险是，当刺猬错误之时，已经是非常严重。长长的预测失败名单包括：仍然和我们共存的民族国家的解体（加拿大、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等），强势政党的崩溃（诸如瑞典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以及之后的保守党、古巴共产党以及美国的共和党），由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崩盘和欠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拖欠而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在印度次大陆由克什米尔冲突引发的核战争和在平壤神秘的个人崇拜统治所引发的朝鲜半岛的核战争。
但是这种带有攻击性的智力方式也有上升的潜力，我们将在第6章中深入探讨。刺猬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当他们正确之时，会非常正确。当中断让几乎每个人感到惊讶的时候，投注一些刺猬将依然是一个好的赌注，因为他人所无法做到的预测他们却成功了。这种取舍对棒球迷来说应该很熟悉。全垒打的击球者知道他们需要猛烈地击球以使球飞得更高。他们也知道会经常被三振出局，但是他们判断如果能够击出足够的全垒打，这个代价是可以接受的。1988年预测苏联解体的专家，1993年“预测过度”其他政权的崩溃，但他们仍然可能因预测苏联的成功而被原谅。
对来自传统舆论的从众压力的抵抗就像一些刺猬所做的那样，坚持自信是必不可少的，而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是强大的信心来源。刺猬常常凭直觉意识到这点。越资深的刺猬，按照他们的指导理论，越强调“优柔寡断”的危险，以及采取大胆主张、不为思想潮流所动的好处。
狐狸更多担心我们对过去人物的判断过于苛刻（反而很少担心将来人们因对明显的事物视而不见而对我们的判断过于苛刻）
许多刺猬不仅善于使他人相信，而且他们也善于让自己相信。有些人甚至说服自己进入了一个“预期的事后之明”的难以理解的心理状态。[32]某一刺猬编造了一系列的理由，使得他的预测结果似乎是上天注定的，而上天与他关系很好（“从神的嘴唇传到我的耳朵”），之后，他稍作休整，思考今天的关注如何期待成为明天的记事：“历史学家将会怀疑，这么多聪明人是如此的短视。”心理逻辑是直截了当的。从他的观点来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已经很明显了，对未来历史学家来说，甚至是更明显的。对历史学家来说明显的对我们而言也应该是明显的。除了顽固迟钝的人，对所有的人来说警告标志太明显而无法忽略。
一个刺猬的观点相互冲突的例子涉及1992—1993年间对美国可能的未来的预测，并传递出事后之明效应的味道。当时，对于悲观的刺猬来说，宣布美国不可避免地衰落并非不同寻常，随之出现的是这样的措辞：“衰落，像雾一样，渗透到文明中，如同小猫的脚步静悄悄”，以及“还不为大多数的美国人所知，但我们的衰落正在发生”。实际上，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末日论者都能够（而且一些人现在依然可以）提出一系列理由解释衰落为什么不可避免。一个在中间偏左的刺猬认为：“政府所花的远远比它在税收上征集的要多得多。我们所消费的多于我们所生产的。我们所借的多于我们所存的。我们进口的多于我们出口的。我们正在通往二等身份的高速通道上。”他比较了“自由市场的理论家”和“在‘泰坦尼克号’上宣称全能的神不可能让船沉没的水手。我们之前的每个大国都认为它自己可以免于衰落，然而没有一个是对的”。我们应该从以前的大国命运的基准率中吸取教训。
乐观的刺猬期望对手有相同的信念。有人认为“后代将会嘲笑今天的专家神经质的悲观情绪，以及他们对于全球变暖和西方衰落的绝望”。21世纪的主导力量将会汇集成为一个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其中“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实时的跨境交流削弱了专制政府，而民主为市场繁荣所必需的法治打下了基础”。20世纪早期的乐观者，如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认为大国已经变得相互依赖而不可能再次爆发战争，但这只是一种不成熟的看法。人类虽然是断断续续地但却是不可阻挡地迈向一个和平的资本主义全球秩序。而只有那些卖弄学问的人才会对人类是在21世纪还是在22世纪到达目的地做极细微的分析。这种先发制人的适时脱离辩护给了预测者一个世纪的回旋余地。(https://www.daowen.com)
与刺猬关注于轻视他们智力的危险相反，狐狸时常对镜中映像忧心忡忡。一个受访者在内省时找到了明确的带有狐狸式气质的标志：“每当我感到确定我就是对的时候……内心的一个微弱的声音就告诉我要忧字当先。”自我批评已经被提高到宣告为认知政策的高度。自信如果超越特定的点就将不是正确的，确切地说可能是错误的先兆。而时间刹住了那辆将信心带入傲慢地带的思维列车。
这种思维规程产生了数不清的这样的例子。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命运——尤其是它的高科技产业——提供了对20世纪80年代“衰落的帝国”的沉重话题的一个启发性的逆转。尽管随着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的崩盘，再造当年情感的氛围是困难的，但仍然值得回忆的是许多预测超越了乐观。他们是心满意足的：道琼斯指数36000点，远程通信淘汰了高峰时期的交通堵塞，网络零售商使实体的商店破产，互动电视使电视迷纸上谈兵的习惯改变，大学被在线学习抛弃，资本制造的近乎瞬时的电子流使边界成为过时。
错误的预测是由未加抑制的势头所推动的。如果一个提议通过了低门槛的“我能相信这点吗”的检验，锋芒人物的技术爱好者不会停下来思考那些活生生的人的潜在阻力，这些人有根深蒂固的社会需求，并工作在超级稳定的社会制度下。当然，锋芒人物的技术爱好者可以主张，他们“仅仅适时脱离”，而且所有他们的预测的变种仍将成为现实。然而一次狐狸式的谨慎将使得这种相当尴尬的事得以避免。[33]
不知何时采用这种心理刹车的危险的最后例证来自1992年对于乌克兰的预测。在一个汇报性访谈中，我向一个很容易就被认出是狐狸式的专家解释，同样易于被认出是刺猬式的专家也为他的悲观主义做这种解释。这个刺猬认为：“事情不一定如此糟糕。乌克兰曾经是苏联富裕的地方……但是现任的领导者让人绝望。这些政党的领袖除了大量印发钞票外无计可施。至于法治，他们还是按照勃列日涅夫的那套老办法行事。因此我们拥有黑手党式的任人唯亲、冷笑话的流传和国有企业资产减少的资源浪费。我看到了未来五年内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以及债务占GDP的比例飞涨。”这个专家对于乌克兰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表现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但是他在预测战争和边界的变更上走了极端。他预测与俄罗斯的日趋紧张关系将会以不同种族间的暴力冲突的形式结束，俄罗斯以能源禁运和军事干预保护俄罗斯人，乌克兰被迫向俄罗斯割让土地。
狐狸回应道：“我并不反对他所说的任何事情。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乌克兰人将会幡然悔悟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复苏的原则将会变得不可否认：只盯着西方。”他也怀疑经济崩溃和与俄罗斯暴力冲突之间联系的“紧密性”。他推测乌克兰的领导层不会毫无顾忌地挑衅俄罗斯人，而且俄罗斯人也不是求战心切。小心翼翼地简单概括帮助这个狐狸建立了一个经济和政治预期的综合集，这比其他大多数专家都要准确。[34]
我也曾请求几个狐狸对于预期的事后之明现象作出评论。有些人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居民——也许会因为我们的鼠目寸光被未来的居民视为愚蠢的。但是大多数人发现镜像错误是令人担忧的：这个危险就是，我们——现在的居民——不公平地谴责过去的居民未能预测不可预测之物。一个刺猬的表达渐趋形而上学：“诚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在我们训斥这些傻子当年的愚蠢之前，让我们想象一下有多少其他的事情可能已经发生了，如果它们中的一个已经发生，它将会如何改变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的重大教训。”（第5章有关狐狸对“几乎成功的反事实”更强的敏感性的例证将会极大增加。）另一个狐狸对于捉弄我们的心灵的力量很敏感：“我们忘记了每个人对于1998年苏联将要发生什么是多么的一无所知……只有那些鼠目寸光者，才一味炫耀自己的能力，自我感觉良好。”好判断者保留着他们以前看法的记忆痕迹，即使在他们知道需要解释什么之后。好判断鼓励谦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