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退让的相对主义者

偶尔，作者急不可耐地近距离观察自相矛盾，但身陷其中。他试图运用价值中立的方法测量承载分值的结构，毫不奇怪的是，他一无所获。一直等到第6章，作者最终认识到他的核心一致性测量方法，在测量好判断、概率得分时在多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即使这样，他仍然拒绝承认这些问题所表露出的核心的内涵：发展一种超越理论与分值的测量“预测正确”的方法是不可能的。相反，作者极力求助于修修补补：难度调整以应对预测任务中不可预测的变化，分值调整以对应对预测者为开脱不同的错误优先重视的变化，争议调整以应对真正发生的事件产生的观点的变化，模糊集调整以应对几乎要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件产生的观点的变化。如果作者认为这些修补使他在测量好判断的连续体中更能接近“柏拉图式的真理”，那是妄想。

但是每种修补所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还要多。考虑一下计算难度调整后的概率得分中“正确的”基准率的挑战。我们应该运用哪一种时间框架确定领导人多少次周转或转移中央的经费？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埃塞俄比亚我们应该运用哪一个案例与其进行比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或“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只有一个苏联。如果我们把它与其他多民族国家（不同的分别居住在小块的区域内，抵制最为界限分明的比较）归在一起会学到什么？

基准率代表了概率理论对没有界限分明的比较案例的领域不当地入侵。如同一个抗议的参与者所宣称的：“这不是调查研究。”我并没有因作者在难度调整中胡乱提出的其他的基准率的评估而动摇。这些伪科学的“敏感度分析”——随意的虚假的因素，导致提高或降低评估的随意性——只是无知的遮羞布。

或者考虑一下分值调整后的概率得分这样棘手的问题。它仅仅对熟悉的政治情景扫一眼，就来猜测狂热分子在哪里被组织起来。左翼者依据传统试图避免虚报，即把现有的状态错当为扩张，或把严厉的标准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右翼者怀有镜中映像的忧虑。但是，更加细致的思考当然更加难以预测。避免错误中何者优先，不同环境判断中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这些环境判断需要“过于慷慨的分值调整”，而这是作者发誓拒绝的。[4]

作者在承认分值调整方面过于吝啬。我从更深层次上对此表示反对。像难度调整一样，分值调整十分随意。在两个案例中，作者试图在“测量的稳健性”和“评估边界条件”等科学的名义下掩盖过程的变化莫测。胡乱提出的其他的分值调整——用无中生有的系统扩大或缩小主观概率和“客观现实”的差距——正好是另一块遮羞布。(https://www.daowen.com)

所有的修补中让我们最失望的是争议和模糊集调整，在那里我们无法回避客观性的主体间性特征。内在于作者的所有的一贯性和信念更新的好判断测量方法，是关于事情发生或没有发生的非常朴素的假定，并且一旦我们知道了真相，我们就能够把现实编码为0或1.0，然后评估预测的准确性（通过计算主观概率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偏差）和信念更新的恰当性（通过计算观察到的变化和早期声誉投注所要求的之间的偏差）。

幸运的是，研究的参与者有勇气挑战这些关乎准确性的标准。有时他们认为他们预测的结果真正发生了，但作者的现实检验出了问题，因此对概率得分产生了争议调整的需求。有时他们承认预测的结果并没有发生，但认为几乎发生了和仍旧有可能发生，因此产生了模糊集调整的需求。

这些异见使得从事这项研究时，重新思考客观主义本体论的需求变得突出。对世界的观察，最好通过多元主义的棱镜，它容许现实和非现实之间许多灰色地带的存在，容许关于真实与否的许多冲突的视角，甚至容许以下的可能性：我们所称的真实的世界，只是可能的世界中的众多可能性之一，其中的一些实际上比我们的世界要大得多。我们提出复杂化的观点，它为事件是什么、本来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等不同的观点的合理化论证提供了空间，当我们用复杂化的观点替代作者的“朴素的”客观主义框架时，作者不靠谱的观点就瓦解了。

测量这些“调整”时周转圆的复杂性证明了作者最初的担忧是正确的：他在试图客观化好政治判断时，的确显示出了坏的科学判断。作者陷入了语言的错觉中。他推断道，因为人们无意谈论某事——好判断——就像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不同程度地拥有它，而且一定以不同的可以量化的形式存在。这项研究是过于写实主义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