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退让的相对主义者

新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喜欢把自己包裹在大哥和大姐式的学科如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成功之中。利用个体的悲剧以削弱学者死亡后的声誉只是一个小小的打击。问题的答复不是依靠谣言为自己增光添彩，让我们转向有限潜在同意的话题。在第7章，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实验方法探讨问题的设定和回答时的效果——产生的结果与作者的理论和建构主义核心的原则一致。结果一再表明历史观察家的回答取决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当我们提出“在什么节点上其他的选择变得不可能”这样的问题时，或者当我们提出同样逻辑的问题“在什么节点上观察到的结果变得不可避免”时，与后者相比，前者的答案表现出略多的偶然性。当我们把可供选择的反事实结果的问题一一分拆，与更具体的分情景结合起来，历史会显示出更多的偶然性。我们从哪里开始提问是我们从哪里结束的潜在的决定因素。因为存在大量的“理智的”起点，同样存在大量理智的终点。

真理是视角性的，并且认知研究项目通过具体指出我们现有的视角如何折射我们可能的过去与未来的观点，赋予后现代的观察以深层的含义。不幸的是，尽管我们同意历史的观察家的确是在“建构”历史知识，但当人们决定是否放弃这个或那个一贯性或一致性的好判断“测试”时，作者对此问题的解决又回到了老路上，此时这种短暂的交集很快分道扬镳。作者所关注的带有明显的悖论：承认次可加概率中奇怪的现象，专家们判断整体的概率结果小于他们唯一的、穷尽的构成之和。运用形式逻辑和概率理论作为好判断的基准，作者的第一本能是描述不一致证据中的框架效应和分拆效应。他推理道，究竟怎样能做到一系列可能未来的似然性小于各个子集之和？我们怎样才能够证明主观概率之和大于整体？

与此相反，当我们相对主义者“看见”聪明的人在做“愚蠢的”事，我们的第一本能是询问我们是否把不合适的心理框架强加到我们观察的人们身上。相对主义者是认知论中的多元派，我们怀疑新实证主义者给错误贴上次可加的标签，是否犯了“归类的错误”。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认识多元论的归类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原因。他的知识理论容许两种不同的序列体验模式：逻辑—科学的和叙事—人文的。“努力将一种模式降到其他模式，或者以其他模式为代价的情况下忽略一种模式都不可避免地无法理解思维丰富的多样性。”[5]

作者的归类错误在于把形式逻辑的标准应用于讲故事组织的思维，而且后者有很好的理由这样思维。历史哲学家已经注意到叙事的解释更加灵活，与繁琐的概括法则相比，它更加适合理解离奇的相关事件，它只出现一次，迫使我们依赖“如果……会怎样”的猜测以推导原因。[6]按照这种观点，叙事是如此让人信服，因为他们是生活化的：他们捕捉到了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偶然性。因此，应该毫不奇怪叙事为什么早于概率理论几千年：故事更容易描绘人类的经验。(https://www.daowen.com)

强硬的新实证主义者强先发动另一轮攻击，我强调我并不试图在形式逻辑的法庭上为次可加性辩护，确切地说，我试图把规范的案例转移到“叙事者”的规范司法权限之内。新法庭的标准强调主题的一贯性和想象的唤起。如果叙事者在主观概率一贯性测试中不及格，就像音乐家在声工程考试中没有通过，或画家不知道光波/离子理论，那么这毫不奇怪。

就在这里，存在这项研究的软肋：理解的概念设计得不周全，依赖于源自概率理论的好判断的基准。概率的计算是不准确的，用概率的术语所提出的问题要求专家转换到一种不自然的讨论中：抛弃了能够追溯事件之间丰富的相关度的自由流动的叙事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逻辑模式，它要求把人为的准确概率与武断的关于自然状态的限制性假设绑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