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传式地探讨为什么研究者选择提出某项课题而不是另一项，对我来说，无疑是自吹自擂。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证据，而不是如何搜集证据。因此，直到现在，我依旧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职业操守：说出你的困惑、研究方法、答案，然后结束。

我愿意再次遵守那样的原则。一直以来我有如下的困惑：为什么那么多政治上的分歧——或是国家安全，或是贸易，或是福利政策——难以解决。同样，一直以来也有如下的愤慨：很少有党派会承认它们的错误，即使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分歧的解决也不像它们过去信心满满地所宣称的那样。而且，我一直有这样的疑问，当我们接触到这些争论时，如果用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衡量的话（以代替袖手旁观各个党派纷争中各自的表演，然后不出意料地纷纷宣布自己获胜）——我们会从中学习到什么。我们在认识论上不妨大胆地扮演裁判的角色：我们自己寻求可以验证的预测，设置预测准确性的得分，同时检查各个党派在犯错误时是否改变了它们的想法。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以苏联为对象尝试性地实施过我的研究计划，最初还是试错型的、小规模的预测练习，但在之后的10年里，逐渐地在世界范围内大胆地进行大规模的练习。我的本能告诉我，可以采用（必要时调整）我的老本行，即心理学的测量方法：用一致性的测量方法探讨政治观察者如何逐渐接近精确的预测；逻辑过程的测量方法则是用于考察观察者公正地对待证据的程度，以及面对自己声誉投注时他们更新自己信念的程度。

尽管这项研究还没有更多的结论，但是足以让人吃惊。我们将会发现最好的预测者和最及时的信念更新者都具有自我贬低的思维方式，一些重大的错误，其实是他们的同事因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致，却归咎于他们自己。在预测者如何很好地思维，与如何很好地行动之间常常存在一个非常奇特的反向关系。

我现在可以结束这项课题研究，但对这项课题进行追根溯源时便还会发现其更加深远的研究意义。最初要详细地考察基于如下的设计和决定：政治精英迫于他们的地位而对证据视而不见。项目的研究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始于198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管理分支机构国家研究会的一次会议。当时我刚从伯克利获得教职，是国家研究会（不是国家科学院）最年轻的委员。委员会开会酝酿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作为一个学术委员会常常这样做）。这个新的委员会拥有一个宏伟的蓝图（批评者认为是自命不凡）：探讨社会科学的贡献，着眼点不是对诸如早期教育，或肯定行为等乏味的、一般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是在核毁灭中如何拯救文明本身。

但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要一个答案，即使十分想要，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科学，根据一个非常有名的定义，被称为拯救的艺术[1]，并不是我一个人担心我们人类的触角已经超出了科学所掌握的范围。尽管《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封面的时钟，比其他任何时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除外）都要接近午夜，但很明显，我们并没有评估核战争临近的工具，一些事件根本没有发生，或许根本不可能发生。时钟的设计只是一种猜测。实际上，传统的方法，诸如因果关系的厘清、实验和统计的控制等如何应用于以下方面仍然是不清晰的：解释未发生的事件（核战争）如果发生时能够自圆其说，或者解释推断会发生却迟迟没有出现的挑战。[2]

有思想的行动家回答此问题时想得太多，反而会茫然不知所措。一演讲者把其看作“自寻烦恼”而加以摒弃，认为这些人如同坐在一辆沿着山中的高速公路往下急速行驶的公共汽车上，驾驶员已经精神错乱，他们宁愿讨论下一个拐弯是正弦还是余弦，也不愿意与把他们推向绝路的疯子（暗指罗纳德·里根）搏斗。[3]另一位演讲者指出未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随着世界核末日的临近，面对遭到核辐射慢慢走向死亡的孩子们，你必须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你爱莫能助；另一种可能性是在世界一切皆运转顺利时，面对困惑的同事，你必须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你认为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在他看来，做出选择很容易。

学术管理者采用技巧性的折中来平息这种争论。行动家拥有一个委员会但不是他们想要的暴民委员会——能够以振聋发聩的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方式对战争贩子提起控诉。对所有委员会的智慧都怀疑的“自寻烦恼者”，也拥有一个他们想要的委员会：一个政治上不得罪人、学术上受人尊敬的论坛，以便对政治前进道路上拐弯时的正弦和余弦进行评估。

我的计划之一是考察美苏关系中专家的观点。有关苏联的意图专家们知道什么，或者认为他们知道什么？如何判断在对待苏联方面美国的政策是否打破了威慑和安抚之间的平衡？反观过去的40年，他们是否发现，或者可能发现，错过了促进和平合作的大好时机？在探讨这些“基本的”信念时，最打动我的是，这些有影响力的观察者常常给出肯定但却相互矛盾的评估，并不为另一方提出的观点所动。鹰派把苏联看作“邪恶的帝国”，必须采取威慑的政策对其进行围堵；鸽派则认为对苏联存在系列的误读，这源于思想形式的僵化，同时被自利的利益集团所利用；枭派游离于两者之间，提出的观点融合了鹰派威慑的决心和鸽派安抚的渴望。[4]

20年过去了，已经很难重现鸽派当年恐惧的心情。他们感觉里根政府正危险地把我们拖向悬崖。[5]但依照后来的结果看，当时采取高傲的姿态是不错的。我们现在知道，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并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全面核战争的恐惧消散了，有思想的观察者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核恐怖主义，以及苏联无力支付武器保管者的工资时苏联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何去何从。争议的中心发生了转变。[6]争论的热点由姓社姓资的精神交流，让位于应对复兴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以及拯救人类于生态灾难。冷战的思维已经走进死胡同。

如此的兴师动众是否愚蠢？许多保守人士对此深信不疑：国家研究会错就错在建立一个委员会，去承认一群“忧天小鸡”（Chicken Little）的有限合法性。一个受人尊敬的同事嘲笑我说：“天不会塌下来。”里根政府因在地缘政治的赌博中不断加码而遭到嘲笑，直到克里姆林宫屈服时才发现他是正确的。[7]

但是自由人士却不这么看。[8]他们担心挑衅的言辞和大规模辩护的升级正走向敌意的循环，每一方都夸大了对方攻击的意图，并准备最坏的结果和避免最坏的结果。而且，许多人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想法：他们仍然坚持在快速变动的世界中，里根的两个任期如果由卡特总统和蒙代尔（Mondale）接任，冷战也会结束。保守派的“妄自尊大”使人想起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俄罗斯轮盘赌中赢了一局，就宣称自己是天才。其实，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妄图取而代之的新斯大林主义者。有学者设想了这样的情景，苏联的政治局，被美国的挑衅所激怒，在1985年把一位新斯大林主义者推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然后开始以大同盟的形式推行核边缘政策。那么，文明不久就会走到尽头。

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例证，那些错误的预言者对自己信念体系辩护的一种通常的做法，即几乎成功的反事实（close-call counterfactual）：“好吧，我预测x，虽然x没有发生，但几乎发生了。你嘲笑我只能说明你的历史想象力是多么的贫乏。”[9]日渐衰落的国家常常不会和平地接受被扔进历史垃圾桶的命运。谈及没落的不可避免，关于内在衰弱和外在的压力迫使苏联领导的更替，所有这些并没有告诉我们未来世界的概率分布，更多的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自我欺骗的伎俩在心中作祟。我们也轻易地相信自己一直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实际上，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党派人士有时怀疑我的政治倾向。在某些方面，我已经处于疑云之中。为什么详细叙述左派预测的灾难？难道我设置了一个新保守主义的日程？试图向人们展示左派的卡桑德拉[10]们（Cassandras）是错误的？难道他们试图用模糊不清的反事实言辞掩盖所犯下的巨大错误，而事件中所指向的怀疑与好莱坞的编剧朋友们20年前所描述的剧情极度地吻合？[11]

但遗憾的是，对于政治右派来说，1985年3月苏联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他们自鸣得意的理想时机。大量的证据显示曾经显耀的观点现在却充满着尴尬。作为预言家，保守派比自由派强不了多少。事实上在承认戈尔巴乔夫钟情于改革方面，他们比自由派的反应还要迟钝，在1991年未遂的政变中，一些人仍然把他看作“穿着古奇服装”（Gucci garb）的官僚。他们对于苏联能够产生出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基因突变式的改革，感到出人意料，以前他们以为苏联制度培养的人才绝对是千篇一律、准确无误的。与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ne Kirkpatrick）相反，苏联并没有掌握意识形态克隆的技术。[12]政治局阴沉着脸的老人们，戴着皮帽，在每年的11月7日准时地在克里姆林宫墙前站成一排，每个人看上去都一样，但思维却不一样。为了论证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墙”判断的迟缓，保守派常常求助于另一个流行的信念体系辩护：“好吧！我是犯了错误，不过是正确的错误。”低估苏联威胁的错误比高估更严重。[13](https://www.daowen.com)

当然，专家们预测的事件出现偏差并不例外。各个派别面对模糊的证据总要分出输赢也没有什么不同寻常。在政治中，总有一些人急于表明观点的可靠、拒绝他人的指责，另外一些人则准备对声明予以否认、耍赖。当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计分规则时，关于“谁获胜”的争论，涌现出大量的自以为是者，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奇怪。除非强烈地提醒我们原来的所思所想，否则很容易陷入相信自我改进而自吹自擂。

以上的论述为揭示这本书写作的动力打下了基础。写作的雄心来自我对自利式计分的愤怒，以及如何诱导两个竞争视角的倡导者对以下问题答复的困难：“什么能够使你改变你的想法？”一个心理学家（我是其中一个）可能只有足够朴素才能完成以下任务：认定判断的标准，该判断要在合理的观点范围内获得认同，以此“客观化”好的政治判断。这本书，无论好或坏，追求的就是这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