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力量

过去15年中，一直存在一种有趣的融合：实验方面努力纠正判断的偏见，和情景顾问们企业家式的努力以改善在商业和政府中运用的应急计划。实验心理学家发现许多判断缺点都可以追溯到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性特征：我们倾向于使用严格的标准去对待那些挑战我们偏见的证据，使用宽松的标准对待那些能够强化我们偏见的证据。这些心理学家也强调打破已有的舒适安排的分值，并且取得了部分成功：在纠正人的过度自信时，要求人们逆势寻找对待现有期望的原因[2]；在纠正人的信念偏执时，突出评估证据时的双重标准[3]；在纠正事后偏见[4]时，让人想象可以产生其他结果的方法。当然，以上研究都是在受控实验室里进行的。这些结果几乎不能告诉我们人们在自然环境中犯的错误或运用以上方法所产生的副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情景顾问们——不太容易放弃他们的观点，即使与现实有出入——对不良判断[5]的原因和对策的看法都惊人地相似。他们向客户们呼吁拓展他们有关可能的概念的看法，想象超出平常所想的更广泛的未来，然后构建完整的故事，故事勾勒出“驱动者”，在合适的条件下可能推动我们进入每种可供选择的未来。情景作家知道仅仅列举平淡无奇的概率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使它容易将我们“运输”到可能世界，去感受我们将会面对的挑战。他们敦促我们要抛弃具有某种确定性的幻觉，采取“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准备好了”的姿态。[6]

当然，情景顾问们不应该是他们自身效力的最后法官。当被要求公布证据时，顾问们迄今为止只是提供了一些趣闻逸事，一成不变的都是关于自我提升的，取材于一个巨大的文件抽屉，里面装有未知的或多或少的成功的验证案例。他们最喜欢的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成功故事。壳牌集团当时正在寻找可能会影响未来石油价格的因素。他们怀疑阿拉伯人将会提出更高的石油价格，但是他们说不准是在什么时候。他们需要具有读懂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心灵的能力，或一个在埃及最高统帅部的间谍，去预测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他们只知道暴风雨前的乌云在天边地平线上隐约出现。美国将要用完已知的石油储备，对石油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同时，欧佩克正蠢蠢欲动。世界大部分的石油储备被中东政权控制，他们强烈怨恨西方支持以色列。其中一个情景可有力证明：高昂价格冲击了石油行业的运作，并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施瓦茨（Schwartz）声称壳牌公司经理们对公司的中期规划早有心理准备，为他们对抗缺乏想象力的竞争对手提供了关键优势。[7]

尽管“情景作家们”可以放弃预测，但是一旦他们的后代证明了该预言的正确性，他们会以此为荣。除了正确地预测了欧佩克的发展趋势外，壳牌集团还宣扬它成功地预测了1983年美苏关系紧张时，苏联国内所进行的激进式改革。壳牌公司的未来学家说服了高层考虑一种可能性：为了发展，苏联将向跨国公司开放它巨大的未开发的资源，这样，冷战会缓解；同时，欧洲人将愿意从很快便加盟苏联的国家购买大部分的天然气。壳牌公司团队还提出了一种情景，那就是欧佩克会随着新的供给者的出现以及对石油需求的趋于平缓而瓦解。因此，他们声明不仅预见到欧佩克在20世纪70年代的崛起，而且预见到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部分衰退。

但是，当我们知道顾问们描写如此多的情景以保证每项工作中有一个情景是正确的，以上的情景被成功预测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https://www.daowen.com)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保持警惕。在金融界，如果投资组合多样化理论没有在民间格言“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话，就不会博得广泛赞誉。如果情景顾问们的建议归结到“一切皆有可能”或“要有所准备”，就别指望有长久的名声。还需要担心的是，情景方法的倡导者，靠贩卖他们的商品过上了好的生活，很少有动力去探索过于美化人们未来的道路的负面影响。如果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为自我改进的认知产品设立标准缺乏监督，那么很难说消费者是否正在骗人的万金油情景上浪费辛苦赚来的钱。[8]

因此，这里需要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们评估的起点是支持理论，即杰出的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的最后成果。支持理论认为，人们将似然性与结果关联，是争论中的人们为他们的结果集合使用相对强度的单调函数得出的。如果我觉得诸多观点中，一个概率比另一个大五倍时，5∶1的比例将转化为更高的主观概率（多高要依据实证来评估）。更具争议的是，该理论还认为，人们很容易忽视隐藏在事件特质后的复杂的可能性，结果易于违反形式概率理论的核心假设：“外延性”原则。尽管听起来很古怪，预期人们通常判断系列结果的可能性，要少于该系列每个成员的可能性的总和。“分拆”（unpacking）激励我们去想象每个分支的可能性，并为这些可能性争辩，使每个分支的可能性不会被忽略。因此，将一组事件（例如，一场棒球比赛的胜利）分拆成不相交的组件——A1∪A2的模式（例如，一场胜利或多场胜利），通常会增加其知觉支持和主观概率。[9]

支持理论升起了一面警告的旗帜：当人们按照情景顾问所告诉他们的那样去做时，会很快变得混乱，并照例违反外延性。把抽象的可能性——比如说，一位领导人可能会倒台的所有可能的方式——分解为越来越具体的和易于想象的分支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详细地说明了结果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方式。[10]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认为，这类困惑来自人们在调节预测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间的紧张关系时所面临的困境。[11]对情景的分拆鼓励人们采用内在的视角：将自己浸入各个案例，通过详细描述当时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案例——具体的知识、判断得到结果的路径是否合理。如果他们不考虑各个案例的细枝末节而是将所有事件简单归类（基准率），那么相比于基于外在审视而进行的判断，他们通常会为这些特定案例的预测寻找到更多的支持。这是因为外在的视角锚定于外在的参照物，避免人们因为听到“动人的故事”而改变立场。例如，即便在“骚乱地区”，革命也不是经常发生的，外在的视角提醒我们不管将朝鲜或者沙特阿拉伯的政权即将垮台的故事编织得多么好，人们都应根据外在视角在一系列可比性的案例中得到可比的结果的基准率，调整个人对可能性估计的内在视角。

当然，如果情景练习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自负或信念固执等认知偏差，最后我们或许会认为这种困惑是值得我们埋单的。要对抗强大的理论导向的偏差，最好的方法就是激活植根于我们想象力中的偏差补偿机制，这种机制可以让人中止怀疑进而支持那些甚至看来牵强的可能性。[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