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新实证主义者和理智的相对主义者

讨论再次变得白热化。相对主义者是正确的，问题的框架和分拆效应显示了兰克式（Rankean）的目标难以实现，他认为运用理论中立的材料，我们能够告诉历史“它本来的样子”。实验起点的控制——事实与反事实——对结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我们从中得出什么是必然的或不可能的，或者与此相反。但新实证主义者，对于运用科学的方法以考察答复中产生偏见的来源，看不出有什么奇怪或出乎意料。如果按照纯柏拉图的形式，客观性可能永远无法达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向该方向努力（只是我们应该停止翻译诗歌的努力）。鉴别人类认知中系统性的偏见只是扩展理性范围的启蒙工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家能够提高他们的测量工具的唯一方式——他们要么是几乎完全正确的原子钟，要么是错误频出的人类观察者——是对错误的来源保持警惕。

结构主义的问题，其特征既不是相对主义也不是新实证主义。它是实用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概率的模糊语言概念转译为限制性公约所主宰的量化的计算？如果对事情的发展不加干扰，以下状况仍会持续存在：非常痛苦、困难地决定我们的直觉哪一种是对还是错，一致还是不一致。本书所运用的理性的一贯性和一致性基准仍旧超出我们的测量范围。但是如果跨越了定量和定性的鲁比肯河（Rubicon）[10]，在过去只有模糊措词的地方，运用准确的数字表达，养成这样的习惯之后，我们就有机会在相互比较中评估相互竞争的思想派别表现如何，以及可以依靠逻辑的一致性和实践的正确性这样基本的标准。比较有时让人不舒服，并且为理智的人们在解读数字的意义时产生的分歧留下了空间。但我们将会拥有一种为学习更多关于自身、关于我们所做，以及关于我们所持立场需要修正的框架。(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