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观察
第7章并没有告诉我们，在任何既定的情况下，观察家们是否在理论和由想象力驱动的思考之间取得了平衡。但研究发现确实加深了我们对使用的标准以作好判断归因的认识。一方面，情景练习通过延伸我们对于可能性的概念理解，可以减少事后之明的偏见，并偶尔提高预测的准确度。另一方面，当我们开始想象“可能的世界”时，情景练习又很容易夸大效果。过于认真地对待过多的情景会将我们自己束缚在自相矛盾中。权衡这些争论之后，我们可能会说情景练习通过激活抵消想象力偏见而消除了理论导向偏差，这相当于认知上的以毒攻毒。而且，虽然想象力驱动的偏见没有作为好判断力的威胁在本书中显得突出，我们仍然可以认为，那些做出次可加性概率判断的人正面临着做出有缺陷的决策的风险，正如那些自负和顽固不化之人一样。
确实，如果我们要设计纠正想象力产生的偏见，那么它们将同我们设计用来纠正理论驱动偏见的情景练习如出一辙。为了节制失控的分拆效应，人们需要合理性的剪刀剪断沉思，否则，它们将迅速疯长并超出概率的范围。而且，人们必然要依靠其对因果关系的先入之见来确定从何处开始修剪，从何处开始说“这本不会发生，因为……”。
这些紧张关系记录了对元认知的取舍。不论我们知道与否，我们一直在做如下的决定：怎样决定如何最好地将理论驱动型和想象力驱动型的思维模式交织在一起。理论驱动型思维模式将有助于闭合与简约，但也使我们对细微差别、复杂性、突发事件以及可能错误的理论并不敏感。想象力驱动型思维方式使我们对原本可能成为现实的世界更为敏感，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困惑，甚至是混乱。
刺猬和狐狸在如何应对这种取舍上存在着分歧。与狐狸相比，刺猬更相信以理论为导向的判断，对想象力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狐狸更倾向于享受那些影响自己的信念和喜好的不一致的情景。狐狸们会从自我颠覆性思考所积累的优势中受益，包括有资格进行有条件的预测和承认错误的好处。当然中断自己的信念也要付出代价，包括在合理可靠的预测中降低了自信和为短暂易逝的事物分心，对此狐狸式专家们也将承担。将此争论和先天与后天之间的就认知方式的可遗传性争论联系起来——我们承认这有点牵强——但如果两种认知方式都没有在今天的人类基因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从种群群体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就有点奇怪了。狐狸能更好地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生存，能迅速抛弃不好的想法并掌握优势。而刺猬更适合在静态的环境中生存，因为这样的环境奉行经过实证检验而可靠的准则。而被视为智者的人类，因为拥有这两种性格而景况较佳，本章中的认知研究中提到的专家群体亦是如此。
然而，认为由理论驱动的认知与由想象驱动的认知在精神生活中具有同等的力量，也许是个错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狐狸和刺猬都一样的情况下，理论驱动的认知优于想象驱动的认知。出现的差异是程度的问题而并非逆转的标志。尽管我们都可能这样，但理论驱动的刺猬们将苛求的“我必须相信这个吗”的测试应用于不一致的证据方面时，很少表现出悔意。究竟是怎样的压倒性的证据一定能打破这一壁垒，可在党派在承认他们所做的丑事方面设立了高得离谱的证据门槛上得到证明。这需要“水门事件”的录音迫使尼克松的辩护者们承认他曾阻挠司法，还需要莫妮卡·莱温斯基礼服的DNA鉴定迫使克林顿的捍卫者们承认发生在总统椭圆办公室的不当行为（至此其辩护者们转向另一种信念体系辩护——大事化小）。尽管我们都可能这样，但理论驱动的刺猬们在将松散的“我能相信这个吗”的测试应用于一致的证据时，也很少有悔意。打破这一壁垒有多容易，可从党派人士为搜集到支持自己方面的证据或中伤对方的证据方面设置低的离谱的门槛方面得到证明。一旦我们采纳这样的标准，我们就会冒沦为荒谬信息的精神仓库的危险，例如会听到“天外来客正在警告我们要找到更好的人来管理这个星球：2000年将票投给戈尔”。
好判断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行为。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在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而此时已无法回头。从事这种平衡的行为需要高层次的认知技巧：能够甄别出我们思维过程中极端闭合抑或极端开放的蛛丝马迹，并且在忠实于我们公平的智力游戏的规范的思维基础上，达成沉思的平衡。我们需要培养这种自省的能力，学会在保持我们已有世界观和反思核心假设间尽量保持平衡，同时学会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是一门不容易掌握的艺术。如果我们认真聆听，往往不会喜欢我们听到的内容。而我们又常常对冥想的自省、以小人之心互相窥探的反省等若干练习报以嘲笑。毫无疑问，这样的练习多多益善。但是，如果让我从书中的这些观察家们中挑选出最好的长期预言家并在其身上下注，那么我会将赌注压在他们的承诺上——自我反省的苏格拉底式的承诺——去思考他们是怎么想的。
[1]这里的“判断表现”仅仅是指那些好判断里最容易衡量的方面：主观概率预测中的实证准确性和逻辑一贯性。本章不测试如下的主张：情景练习刺激应急计划，该计划大大补偿了情景练习所产生的费用。尽管该主张是情景顾问日常生活的核心，但是很难用数量来衡量。
[2]Koriat，Fischhoff，and Lichtenstein，“Over-Confidence”；P.E.Tetlock and J.Kim，“Accountability and Overconfidence in a Personality Prediction Task，”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1987）：700-709.
[3]C.Anderson，“Inoculation and Counter-explanation：Debiasing Techniques in the Perseverance of Social Theories，”Social Cognition 1（1982）：126-139.
[4]Hawkins and Hastie，“Hindsight.”
[5]2001年10月的《经济学人》以情景规划为特征，被视为大组织在含糊不清的未来免受惊吓的最受欢迎的方法。
[6]Schwartz，“Long View.”
[7]Schwartz，“Long View.”
[8]此外，还有一个好机会，假定人类有广泛的能力使选择以及历史提供的吝啬的反馈合理化，而消费者自身不“知情”。如果我们在这个项目上依赖专家们自我评估他们是否自大或自我辩护——而不是评估他们的表现——我们会断定“一切都好，因为这是专家告诉我们的”。即使是现在，很少有读者认为自己是系统偏见的思想家，这其实是一种安全的投注。
[9]这些受想象力驱使的偏见受戏剧性情景的刺激，一方面，使我们更容易神驰进入虚构的宇宙，但另一方面，使整体情况越来越不可能有任何逻辑标准。作为故事的心理影响和连锁事件累积的可能之间的反常反比关系的结果，更多有想象力的思想家变得更容易做出自相矛盾的判断，即违反概率理论的基本规则。他们发现自己支持矛盾性的断言，如“我相信产生结果x是必然的，但结果x的替代性选择仍然可能存在”。与他们本该赋值可能性中的抽象部分（从中导出情景并组成子集）相比，他们更可能赋予生动的修饰情景更高的可能性。结果正是阿莫斯·特沃斯基的支持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反向格式塔效应中，人们判断了一种可能性，即整体小于它唯一的和穷尽的部分之和。
[10]支持理论已经在许多样本中得到验证——从大学生到期权交易商再到内科医生——所以大致也适用于政坛的职业观察家。
[11]A.Tversky and D.Kahneman，“Extensional vs.Intuitive Reasoning：The Conjunction Fallacy in Probability Judgment，”Psychological Review 90（1983）：293-315.
[12]P.E.Tetlock，“The Logic and Psycho-logic of 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s in the Rise-of-the West Debate，”in Unmaking the West：What-If Scenarios That Rewrite World History，ed.P.E.Tetlock，R.N.Lebow，and G.Park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6）；M.C.Green and T.C.Brock，“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Persuasiveness of Narrativ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5）（2000）：701-21；A.Tversky and C.Fox，“Weighting Risk and Uncertainty，”Psychological Review 102（2）（1995）：269-83.(https://www.daowen.com)
[13]J.S.Carroll，“The Effect of Imagining an Event on Expectations for the Event：An Interpretation in Terms of the Availability Heuristic，”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4（1978）：88-96；LRoss，M.R.Lepper，F.Strack，and J.Steinmetz，“Social Explanation and Social Expectation：Effects of Real and Hypothetical Explanations on Subjective Likelihood，”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1997）：817-29.
[14]不论专家是否对于可能的将来或过去进行过深刻的思考，在本章中狐狸们受情景归纳的效应影响更大这一点已经被很好地展现出来了。这些结果很好地契合了以下的实验结果：实验表明对于结构（或者说是闭合）需求不高的人受发散性思维操作的影响更大，参见E.Hirt，F.Kardes，and K.Markman，“Activating a Mental-simulation Mindset through Generation of Alternatives：Implications for De-biasing in Related and Unrelated Domain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0（2004）：374-83。
[15]此操作与实验室进行的消除偏见的研究有很强的相似性，参见Hawkins and Hastie，“Hindsight”。
[16]P.E.Tetlock，R.N.Lebow，and G.Parker，eds.，Unmaking the West：What-If Scenarios That Rewrite World Histor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6）；Tetlock and Lebow，“Poking Counterfactual Ho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