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之明偏见

事后之明偏见是纠正的偏见中一个很好的候选。读者可能还记得在第4章中，1992—1993年我们让专家对朝鲜未来的五年进行预测，1997—1998年我们对这一例子进行了事后确定性的研究，让这些专家重新建构他们的主观概率。研究显示了事后之明的偏见：专家对其已做的维持现状的预测的可能性进行了夸大（正确的“一致性”答案）。专家最初对朝鲜政治现状延续的概率平均设为0.48；五年后，专家回忆主观概率赋值为0.69。

通常情况下，在这个时候，研究者会尽可能婉转地透露，我们记录了专家原始的预测，并且会进一步测量信念体系辩护，这是第4章的主要内容。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改变了访谈计划转而要求专家进行另一种判断：“回头看一下过去五年来朝鲜发生的事情，我们将评估您的专家观点，与我们经历的另一种替代结果有多么相近，无论是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无论预测是好于还是坏于现状。”为了创造一种社会氛围，使参与者不会因改变想法而感到丢脸或者感到有压力，我们告诉参与者：“一些时候，思考这些情景的假定推测不仅改变了我们过去的观点，也改变了我们曾经认为的可能或者不可能的那些回忆。有时这些假定推测练习根本没有作用。根据你所进行的练习，你会愿意改变任何一个五年前你所做的主观概率估计吗？”[15]

图7—6表明，鼓励预测者进行不同结果的情景预测降低了关于朝鲜的情景练习中事后之明的偏见。刺猬和狐狸减少的幅度大致相当，这意味着这种降低足够将狐狸的事后之明偏见大幅削减至几乎为0，而将刺猬的减半。“想象力”极大地促成了这一效果。但情景练习减少偏见的力量将会消失，在我们进行控制以下事实时：专家对可选择的过去的情景描述越详细，事后之明的情况就会越少。

图7—6

想象事件会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对事后之明偏见的影响。本图为1997—1998年回忆1992—1993年对朝鲜的预测。事后之明效应的减少可以从事后情景的回忆与实际预测间的差距（而不是即刻的回忆与实际预测的差距）缩小推论得知。

这些结果与实验室通过“想象其他结果”这种方法进行的关于消除事后之明偏见的研究结果惊人地相似。刺激反事实的思考有助于阻止那种对于过去“我早就知道”的沾沾自喜的态度。这些结论与以下的理论解释相符合，即把事后之明的结果归于理论驱动的“自发性”：人们会迅速地将已知的结果同化到他们喜于见到的因果图式中，在此过程中贬低那些曾经可能，甚至很可能成为事实的未来为不可能发生的历史反事实。情景控制可能消除事后之明的一种机制，是通过重新复活这些很久以前就丢掉的可能性，并把它们与“叙述人生”结合一起。尽管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当人们陷入认知偏见的相反过程中，这种复活才有可能：人们惯于对有丰富点缀的更容易想象的那些情景附加更高的概率，但如果我们遵从下面这条基本原则，即只有当我们在叙事时添加了一些意外的细节，情景的可能性才会降低，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应与习惯做法正好相反。

成功地运用情景练习以消除事后之明的偏见，使我们相信情景练习提高预见性的失败不仅仅是我们实验操作无能的附带结果。但对于顾问们来说应该得到稍许的安慰。没有足够的资本去纠正对可能的过去或未来的判断。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一大群执政者在准确地回顾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时大声寻求帮助。然而，今后的工作应放在纠正以下的可能性上，即打破人们思维认知连贯性的错觉（像是“我早就知道”的这种态度），这是必须走的第一步，通过这一步把观察者改变为认识到他们自己知识局限性（更好的自信心的校准）的更好的法官，和更及时的信念更新者（更好的贝叶斯学派）。对于我们为自己过去所做的预测成绩做评估时，我们需要培养谦逊的态度，这对于我们评估自身对现在及将来有何所为时培养现实的态度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