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怀疑论

激进怀疑论者天然地倾向于政治上的间断平衡观点。[2]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以下显而易见的事实：政治有时是可预测的，尽管令人讨厌。没有专家被要求必须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会不会发生战争。在稳定的系统下，我们通常依靠简单的且能预知过去的演算法就能够做得很好。另一方面，激进怀疑论者敏锐地意识到有时任何情形都可能出现例外。而且，严重情况下不可预测性的间隔次数，也是不可预测的，就像流星间歇性地撞击我们的星球，从而根本改变了演化的方向，使我们作为有智慧的生命（从中脱颖而出）的分支而出现成为可能。

几个不愿意参与我们研究的人怀疑，与例外相比，政治中的不可预测性更有可能成为一种法则。借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口气说：要当心，好的（预测）判断更多的是一个关于运气的问题，而不是关于美德的问题。[3]第二种观点支持列奥·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时势造英雄”（right take on great men）：这些以远见而闻名的人都是幸运的，当我们像考察他们的成功那样审视他们的过失时，他们是如何幸运地就变得清晰了。例如，丘吉尔因为在几乎所有人之前预见到纳粹的威胁而赢得名声，这可能会使欧洲犹太人免于屠戮，可是他并不具有超常的天赋。也许只是与其他发现威胁英国利益的人相比，他仅仅有一个更低的门槛。毕竟，他确实声称过，在他发起的反对印度自治的运动中[4]，他发现与希特勒一样，甘地也是不祥之人。第三个难题出现在对权力政治的实践者斯大林的判断上所出现的悖论。有利的一面，涉及与道德无关的其他方面，斯大林获得了苏联的最高权力，而且比任何一位沙皇都扩大了所在国家在中欧的更深层的影响。从不利的方面看，1941年，他忽视了纳粹即将入侵的警告，而把这些归因于英国的阴谋。因此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题：一个在国内如此病态妄想的人，对于一个致力于消灭“犹太—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出的威胁是如此的疏忽，这怎么可能？[5]第四种观点，察觉到即使是有名的投机者，比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曾经在1992年击败英格兰银行，1997年狙击泰铢，也因预测1998年俄罗斯的惨败而最终威信扫地。就像索罗斯悔恨地对他的“卖空”网络股票太早发表的评论：“我们的脑袋掉到地上摔了一下。”[6]当然，索罗斯也曾“适时地抽身”。2001年，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60%。展望未来，是20世纪末确立起来的疯狂的牛市在21世纪初大跌，还是新经济的空想家认为的那样，时代不同了，道琼斯指数36000点即将到来，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怀疑论者也强调成功和失败之间微妙的差别。由于一战中丘吉尔支持的计划击败奥斯曼帝国的加里波利战役以惨败而收场，他的政治生涯在1916年几乎被毁掉了。但是他坚持了下来，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认同这个计划“几乎实现”，并且如果这项计划得到更坚决的贯彻实施的话还可能取得成功。[7]相反，斯大林有争议地逃避了对他所犯错误的职责，因为最后他胜利了。斯大林几乎失去了一切但是被希特勒更大的错误给挽救了。(https://www.daowen.com)

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政治天才的声誉依靠的证据基础非常薄弱：天才是一个出现在正确时间正确地点的问题。英雄的崇拜者暴露了他们自己历史想象力的缺乏：他们没有看到多么容易的事件，却处理得如此糟糕，对于偶然性的结果他们一点都没有预见到。所谓政治天赋仅仅是一种几乎成功的反事实，以便免于被永久性地当作傻瓜嘲笑。